▲波音飞机部件的生产地
60年前，庞塞德先生一人独闯中国。成为波音第一个派驻国外的驻场服务代表。而今天，波音派驻中国的服务人员已经遍地开花。他们都是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在全球各地为客户服务的年资相加已经超过了150年。他们的经验对中国的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都是十分宝贵的。
如果说，波音飞机是放飞在蓝天的和平鸽，那他们都是一批“养鸽”好手。他们精心护养着在中国的蓝天上飞翔的 200多只波音的“和平鸽”。他们每个人又都是波音的信使，再扩大一点说，他们还是美国人民的信使，他们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牵起了友谊的纽带。他们走向中国的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1994年 2月 1日，中国一波音联合顾问委员会在深圳举行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中方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元康、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王昂等航空界的要员。波音方面出席会议的首脑人物是民用飞机集团总裁伍达德（Ronwoodard）。
中国—波音联合顾问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和波音的携手合作关系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是波音的一家大客户，波音是世界的一家大公司，双方航空界的高层领导加强接触与磋商，对双方的各自利益都是有所裨益的。
波音对中国庞大的航空市场，确实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这一市场有无比巨大的潜力。在过去 22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北美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快 2.5倍，国内航空运输在过去 17年间更是以年均 22％的高速度增长。据有关方面预计，在今后 15年内为了满足航空运输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将需要 800架飞机。
波音当然希望争得这一丰厚的订单。
在近几年，波音的强大对手“空中客车”工业集团也加紧了对中国市场的进军。
波音当然不会感觉不到对手的步步紧逼。
波音曾经有效地占据并巩固了巨大的日本航空市场。其绝招之一就是将波音飞机的 20％的零部件交由日本的三菱、富士和川崎三大重工业公司制造。这种“分你一杯羹”——不仅仅是“一杯羹”而是 1/5的油水——的战略自然十分有效。日本一方面向波音下订单，采购波音的飞机；另一方面“借机下蛋”，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这真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波音在中国也开始施行同样的战略，也就是它提出的“携手合作”的方针。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和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联合签订了波音 737—300机身 48段转包生产合同。
737飞机是世界上销售最多、营运利润最高的飞机。中国的飞机制造工业能接受制造 737的部分组件，自然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元康在签字仪式上指出的：“这次合同的签定，是我国航空工业在国际争取航空产品生产项目上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国航空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认可和赞赏..”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是国内一家制造飞机大装配件的厂家，如今升级到制造整段的波音飞机部件，这是西飞的一大飞跃。为了帮助西飞实现这一飞跃，波音派出了一些优秀的工程师驻扎在西飞公司，与中国的同事们一起分享波音的技术成果。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西飞公司也派出 18名工程师奔赴西雅图波音总部，与波音的工程师们共同设计西飞将为波音生产的新一代 737飞机的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另外，波音公司还与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签定了合同，由沈飞公司制造 757的货舱门。
波音还与西安及重庆的有关制造厂家签署合约，请求它们为波音提供铝和钛锻件。
实际上，为波音飞机制造部分零部件的生产业务从 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这是中国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从而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举足轻重的一步。
在协调波音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方面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波音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王裕谋。王先生尽管已经退休了，但人们一直铭记着他在加强波音与中国的合作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王裕谋先生离任后，李湘渝先生接替了他的工作。李先生出生于重庆，曾获得过德拉华大学应用科学博士学位。他 1978年进入波音公司，先后任职于飞机结构工程部门、计算机综合化制造、国际商务发展和机载运载车辆设计方案等。他的到任使得王先生开创的事业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正是由于有了王先生、李先生这样一批波音的精英分子，才使得波音在中国的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 1993年年底，波音公司已从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收到了 737飞机的 1200个前舱门、300副垂直尾翼和 20副水平尾翼；还有747飞机用的 190副后缘翼肋和 757飞机用的 35个货舱门。
波音公司和中国有关方面还在进一步商讨将更大的飞机部件放在中国生产的问题。可以说，这方面波音和中国还有更广泛更诱人的合作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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