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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森派默莱作为公司代表与空军方面的代表乔治·布莱德谈判。布莱德以一种不容讨价还价的语调坦然地告诉默莱：“每架 B—17空军最多只能出
19.8万美元。”“先生，”默莱也毫不退让地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每架 20.5万美
元，波音已经赔钱了..”“军方的定价是不可更改的！”布莱德提高了嗓门。“波音的定价也是不可更改的！”默莱毫不示弱。“你，你给我滚出去！”布莱德火了，厉声喝道。默莱愤然站起，转身
就走。
谈判破裂了，双方不欢而散。
真正的硬手是强森，他是默莱的坚强后盾。“20.5万美元是一个绝对价位，再也不能向后退一分。”强森这样指示默莱。因为强森已经别无选择，1939年前 9个月，在财务上，波音已经亏损 260万美元。
默莱又去求见布莱德的上司空军首席参谋阿诺将军。阿诺也是喜欢 B—17的，但价格上他也难以退让。阿诺又把默莱引见给作战部长。默莱好说歹说，部长大人稍稍松了一下口，说每架飞机加 14美元，就这样封顶了。其实军方有军方的难处，因为预算都要通过国会，而国会一直把国防预算这根绳子勒得紧紧的。
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到 1940年的春天。
这时，军方要购买一批 B—17D型机。这是 B—17的改良型。但军方的价格仍木板钉钉子似地钉在 19.9万美元上。
“不行！”董事长强森强硬地表示说，“我们宁可取消 B— 17的计划，也不能接受这个价格。”
面对这种困境，公司下面的一些工厂想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即接受合约，但悄悄地变更一些设计以减少成本，这样还是有利可图。
“不行！”强森又是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们绝对不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波音先生及波音公司一直是以磊落正直见称于世的。强森不想坏了公司的规矩，变更设计降低品质以求价格，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B—17“空中堡垒”几乎面临被取消的命运。因为军方无法攻克斐尔·强森这座“空中堡垒”。
僵持到最后，军方一位代表松动了，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即减少一些 B—17的装备，以使价格降下来。信息反馈到波音，工程师艾迪·威尔斯经过周密筹划，认为可以减少 B—17的机外炸弹悬挂架、机翼电子控制器等一些小设备，但价格仍然要定在 20.25万美元的价位上。
军方终于同意了。
波音经过一番苦战终于获胜了。B—17“空中堡垒”终于一批又一批地从波音这个大鸟窠里孵化出来。
超级空中堡垒 B—29的诞生同样是一个充满痛苦、挫折、灾难与不幸的历程。在西雅图华盛顿湖上空的一次试飞中，飞机在 1500英尺的高度着火爆炸，机上 11位波音工程师有两位跳伞，却因高度不够伞未能张开，其中一位落在高压线上引起短路被强大电流烧成焦炭，整个西雅图南区电力因此中断，所有随机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波音最出色的试飞员艾迪·阿伦。可以说，波音的每一步成功都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斐尔·强森也为 B—29操碎了心，头发日见稀少。1944年 9月，强森去魏启塔的工厂检查 B—29的生产线。14日，他住进当地旅馆，晚上睡觉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空中堡垒”是波音的光荣、波音的骄傲。它为消灭德、意、日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波音历史上辉煌而又滞重的一页。
1985年，波音公司举行了 B—17空中堡垒 50周年纪念会。参加者多为空中堡垒的飞行员及其亲属，原拟定有几千人出席，结果到会的有一二万人。其中有不少是二战中的伤者、残者以及一些身患绝症的人。他们都与“空中堡垒”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纪念会有 3架尚能飞的 B—17作飞行演示，与会者进行抽签，中签者可以再次乘坐 B—17在空中巡行。当这些有功之臣重新登上曾经与之生死与共的 B—17时，他们的泪水不由夺眶而出，而当乐队演奏起空军军歌时，现场的一二万人全都起立，人人胸怀激荡，个个泪光闪闪..
第六章律师主政客机舒展和平翼
比尔·阿伦（Bill Aller）是一位律师，他却出色地掌管了波音 1/4个世纪。他领着波音走出了二次大战之后面临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潮、最大的减员及最困难的财经危机等等组成的荆棘丛生之地。
战后的波音致力于民用客机，放飞和平鸽。飞机大王霍华德·休斯曾买下了历尽磨难的波音 307型超高空客机作为他的私人座骑。而随后诞生的 377型客机更是非同凡响..
波音民机集团总裁伍达德（右）赠送一架喷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徽的777 模型给国航总裁殷文龙（左）。
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1945年 8月 6日，一架 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从太平洋中的美军关岛基地起飞，长途奔袭数千公里，在日本领土的上空，将一颗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掷在广岛。
第一朵灾难与死亡的蘑菇云升腾起来了。
“小男孩”长约 3米，重 4500公斤，爆炸力的当量相当于 2万吨梯恩梯炸药。随着“小男孩”的一声巨吼，广岛这座拥有 35万人口的城市被彻底摧毁了。当时炸死约 8万人。
3天之后，即 8月 9日，B—29超级空中堡垒又将第二颗命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投掷在长崎市..
就在这之前几个月，波音公司奉命在它制造的一架 B— 29超级空中堡垒的弹舱中腾出一块可以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目的，事后才知道，那口“棺材”就是用来安放“小男孩”的。
战争如恶梦一般结束了。军方的 B—17、B—29的订单也马上取消了。波音马上进入了一片荆棘丛生之地。
有人在刚出厂的 B—29上涂涂画画，把它视为不祥之物。有人甚至在机身上写下“和平之瘤”的字样。
波音并不是“好战分子”。波音也不是纯粹的“军火商”。早在战前，它就一直致力于民用客机的研制。在以后的岁月中也充分证明，波音公司孵育、放飞了许许多多传递吉祥的和平鸽。
带领波音走出战后的危机和一片荆棘丛生之地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新一任主管比尔·阿伦（Bill Aller）的肩上。强森去世之后，艾吉维特独具慧眼，挑中了比尔·阿伦任波音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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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帝国风云录(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