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运十项目的研制仍然是非常艰难的，难在生产运营环境恶劣，难在航空工业基础薄弱，更难在四人帮对项目的指手画脚。
立功心切的上海革委会，将运十项目视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捷径，在项目上成立了会战组，对方方面面指手画脚。比如，生活设计技术人员要参考英国飞机马桶，被批评洋奴：“英国人的屁股大，中国人的屁股小，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火车上的马桶？”
随着工程的推进，离谱要求更加频繁。比如要求运十要有5台发动机，发动机越多对毛主席越忠诚；运十一年就要上天，国庆给毛主席献礼……马凤山工作的一头是繁重的飞机科研工作，另一头则是应付四人帮整出的这些幺蛾子。
工程技术人员那个时候都缺乏经验，却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棘手问题。马凤山作为项目的总设计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论是受到政治迫害的老专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充分信任。遇山劈山，遇水搭桥，既勇于创新，也尊重科学规律。
机翼安装，上海飞机制造厂，1978年
当时的工作环境也同样非常恶劣，设计人员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食堂、集装箱、废旧航站楼，只要是个平的地方，就有设计人员和他们的图纸。上海飞机制造厂远在市郊，夏天蚊虫多，不少设计人员都用报纸把手脚包起来，继续作图。
马凤山将妻子和女儿留在了172厂所在地西安阎良，只身带着9岁的儿子在上海工作，通常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家，有时候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就有下属就登门汇报工作，儿子马凌常常听着“吊挂、襟翼、垂尾”等专业名词睡过去，而第二天从闹钟声里醒来的时候，马凤山早已出门上班。
但运十的设计人员们，并没有因为工作条件艰苦，而降低对飞机设计和生产的质量要求。
根据马凤山弟子凌茂芙的回忆，1975年设计方案定稿时，完成技术报告789份，14.3万份图纸、200万字的技术手册。这些资料全都经过马凤山和相关技术人员的反复校对，在运十研制的前后，没有出现过哪怕一次因工作失误或数据错误造成的大返工。
总装车间，上海飞机制造厂，1978年
飞机的研制及其复杂，产学研涉及到的面非常广，从五湖四海而来的各路人马最多时有上千人。大家对马凤山都充满爱戴和敬仰，大家都管马凤山叫老马，不管是工作中的技术问题，还是生活中的心里话，大家都愿意找马凤山聊聊，因为总是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来自三机部的郑作棣感慨老马追求真理，敢于自我否定；计算机组的谢甘第感谢老马的信任和对自己的保护；搞外形设计的赵国强尊敬老马生活朴素，居住条件艰苦；设计人员吴苕溪曾经在几十人面前跟老马叫板：“你另请高明吧”，也无碍两人之后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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