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空空战性能出色、兼具一定对地/海打击能力的F-5E在对岸的迅速换装，使得台海空中对抗的态势再度发生变化
在一番番争论中，歼-12于1978年3月10日完成了最后一个起落。就在此时，风声传到了时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那里。早在1961年12月强-5研制几乎停止，靠着陆孝彭领导的14人小组“见缝插针”推进试制工作时，时任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大将就指示，“不要放弃这种飞机”；1964年7月，他更是批准了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关于全面恢复强-5研制的报告，并亲自视察了强-5，对陆孝彭的为人和能力都很了解。
在听取了关于各方对歼-12的汇报后，罗瑞卿在一次主持国防科技与工业相关的会议时指出：“我们对歼-12要有正确的看法，它的长处很多，不是每一种新机都要列装，像歼-12这样的飞机，让它消失似乎欠妥，还是留下来吧，说不定将来用得上。”三机部领导随即做出具体指示，“搞完12架飞机设计定型后作技术储备，空军试用9架，工厂自留3架（应为2架原型机和1架01批飞机）。”
▲同为320厂产品的强-5乙，在型号下马后其五架试验机就仍在海航试用；如果空军试用歼-12的规划实现，其未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以像开头说的那样，把歼-12编入飞行表演队，取代当时使用的歼-6；320厂也能借助留用的飞机，向有意向的客户展示
从当时的航空装备发展趋势来说，大批量生产歼-12这种“反潮流”的机型的确不合时宜。而且受限于配套条件，歼-12要想大批量生产，首先需要把发动机换成指标较低、但能稳定供应的涡喷-6/6甲；由于前文提及的生产条件限制，整体油箱很可能也得用自重较大、载油量较小的普通油箱替代，再加上其他一些部品的“回滚”，代价就是飞机各方面性能全面平庸，基本回到空军（76）司科字110号文规定的指标。总之在1978年，320厂的确不具备大批量生产01批次歼-12的条件。
但由于歼-12的军械系统和主要成品附件多与歼-6、强-5通用，发动机也属同一系列，因此组建一个“歼-12测试大队”，确有可行性。朱晓彪、朱杭训（两人是后来的强-6变后掠翼方案提出者）和彭宾秋（强-6机腹进气大边条正常布局方案提出者）执笔的《歼-12飞机研制纪实》也认为，如果能把全部10架01批飞机都生产出来，交付部队试用，“从实践中去鉴别它、改进它，终会为今后的新机开发提供新的启示和技术上的储备。”
▲的确，即使能够克服困难在80年代初量产歼-12，它们在90年代之后的装备价值和歼-6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折中的方案，既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减少损失，也如上文所说，会为未来提供新的启示（图片鸣谢@Chengtu小喵）
对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方案，320厂也较为满意。但正当歼-12即将重新恢复生气的时候，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大将逝世。失去了来自中央首长的支持，歼-12的命运再度急转直下。没过多久，1979年1月一个来自三机部的电话，传达了军委常规装备领导小组的最终决定：“歼-12不列装”。
据史料记载，虽然几个月下来，很多人心中也早有不好的预感，但得知奋斗十年的型号迎来的竟是“一刀切”的命运时，全厂上下仍然非常意外，正在北京开会的陆孝彭总师得知消息后，更是当场晕厥。320厂立刻组织人员前往北京汇报试飞进展，力争“刀下留机”，陆老更是为此多次“上访”，但都未有结果。
▲根据当事人回忆，苏醒后的陆老情绪仍然非常激动，后来他甚至向军委提出了要求：“让歼-12和歼-6打一场对抗空战，谁打赢了要谁！”——这显然更不可能得到回应了。此后陆老的主要精力一度放在了强-6和变后掠翼技术上（图为强-6的高速风洞模型）
此时剩余7架歼-12分别处于如下状态：01批04架机刚刚开始总装，05架机也完成了初装，即将开始总装；06架机和最后四架略有修改的飞机则完成了约90%零件的制造（后三架飞机的机身整体油箱尚未交付）。上文也提到，此时320厂内正好还有420厂交付的7台涡喷-6Ⅱ发动机，随时可供装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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