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际民航组织第一次对中国民航进行了安全审计，并在审计报告中对中国民航安全管理给予了较高评价，也提出了改进建议。“如果当时没有和美国FAA联合进行安全审计，制定飞行标准，我们在面对国际民航组织的安全审计时就没有一套完整的民航规章，那就等于不符合国际标准，对中国民航飞出去有很大的影响”。
这两个目标，我们都基本做到了
马涛把人生中最好的10年奉献给了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2006年~2017年初这10年，中国突飞猛进，蓬勃发展；44岁~54岁，马涛风华正茂，意气奋发。讲起这10年的风云往事，马涛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言语间难掩内心的激动。
2010年9月10日，马涛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大会留影。
2010年9月10日，教师节，对马涛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大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2010年《北京公约》）和《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简称2010年《北京议定书》）。这是民航史上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公约，能为今后全球航空运输的保安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但这一成绩的取得并不容易。“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某些条款存在分歧，我们经过了多轮艰苦的谈判，最终才在北京通过了这个公约”。
国际民航组织亚太地区分办事处开业典礼。
2013年6月27日，国际民航组织在北京举行亚太地区分办事处启用仪式。这是国际民航组织设立的第一个地区分办事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的、服务于整个亚洲地区而非只服务于中国的办事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时，国际民航组织下设7个地区办事处，其中亚太地区办事处设在泰国曼谷。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国际民航组织还要设立亚太地区分办事处？地点为何选在北京？
这还要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治理与效率专家工作组说起。马涛在其中的效率组内当主席，研究如何帮助理事会提高效率。在他看来，国际民航组织最大的问题是人员都集中在总部，而每个地区办事处的人手太少。国际民航组织主要的任务是制定标准和贯彻标准，而贯彻标准要靠地区办事处，但地区办事处的力量比较薄弱。于是，效率组发出国家级信件，调查各国是否愿意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在地区设立分办事处。当时，收到的反馈特别好，多数国家都愿意提供支持，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2014年，马涛与现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伯纳德·阿留在交流看法。
后来，马涛陪同时任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雷蒙·邦雅曼来北京访问。两人在颐和园散步时马涛谈到，国际民航组织最大的问题是地区办事处力量薄弱，这是理事会的长期一致意见。紧接着，他给邦雅曼支招：可以先在地区设立一个分办事处，让主办国和其他国家提供财政、人力支持，国际民航组织派一名主任即可。这样一来，国际民航组织既加强了人力，扩大了影响，也促进了工作的开展，何乐而不为？邦雅曼对此深表认同。
于是，马涛便着手推动这件事情的开展，试点选在航班量巨大的亚洲。当时，中国、印度、韩国、印尼、新加坡、斯里兰卡都在争当分办事处的主办国。“当然，中国的影响力大。国际民航组织首个地区性飞行程序办公室设在北京，北亚地区运行安全及持续适航合作项目也在北京。再加上中国民航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完善，最后经过激烈的竞争，亚太地区分办事处设在了北京”。
见到国际民航组织亚太地区分办事处取得了极大成功，欧洲等其他地区也曾多次表示，希望设立分办事处。“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不知道今后其他地区能否设立新的分办事处。”马涛慎重地说。
马涛与民航局副局长李健合影。
踏石留印，抓铁留痕。记者翻看这10年《中国民航报》评选出的年度国内、国际十大新闻，总能从中找到马涛工作的影子。在民航局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支持下，以马涛为首的中国常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代表团促成了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的事情：中国民航每年选派人员赴国际民航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借调交流，柳芳成功当选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现已连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国际民航组织全球卫星导航体系框架，妥善处理多起外交敏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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