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所谓的人权律师的观点不同，我是赞成建立黑名单的，只是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设置黑名单需要思考。 “黑名单”一词来源于世界著名的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等大学。在中世纪初这些学校规定对于犯有不端行为的学生，将其姓名、行为列案记录在黑皮书上，谁的名字上了黑皮书，即使不是终生臭名昭著，也会使人在相当时间内名誉扫地。学生们对学校的这一规定十分害怕，常常小心谨慎，严防越轨行为的发生。之后，这一方法被当时的一位英国商人借用以惩戒那些时常赊欠不还、不守合同、不讲信用的顾客。 英国商人把这类顾客的名字开列在黑皮书上，后来又将一些破产者和即将破产的人的名字也排在黑皮单上。事情传开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先是商人们争相仿效，继而，各行各业都兴起了黑皮书，不少工厂老板把参加工会的人的名字列在“不予雇佣”栏下。于是，黑名单便在工厂主和商店老板之间秘密地传来传去。 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麦卡伦法案》，同年12月，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宣布美国处于“全国紧急状态”，正式实行《麦卡伦法案》，他们编制了形形色色的黑名单，按名逮捕大批专制人士。黑名单的做法由此而固定下来了。 其实，在我国旅游行业、人力资源行业、金融服务行业都有所谓的“黑名单”的做法。例如，银行对还贷不及时的人设立不守信用名单，就是一种典型的做法。 那么，在民航业，我们的服务环境是怎样的呢？在近几年，屡屡发生的航班延误冲突事件，民航一线员工被打、被骂，难道就是应该的吗？一些所谓的“上帝”煽动冲突安检门、霸占登机门与飞机，都是合法的吗？可是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呢？我们弘扬了社会公德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在维护正义的？作为公共运输企业，其服务的普遍性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无条件地服务于任何对象。因为，这还有安全的制约、还有公众利益与个别人利益的权衡问题。我们的服务既要维护安全，也要满足公众的需求。在法律与信用机制健全的西方国家，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航班延误了，可以，如果由此造成了我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在法庭上见，而不是在现场吵闹、索赔，因为，那样，你可能会面临被起诉的危险。但我们不行，在号称走向民主、人们维权意识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似乎在助长一种非常手段的维权，这是整个社会公德与信用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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