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国应借此机会，加强与美国、加拿大等反对此法案的国家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欧方强行实施单方面立法。例如参与他国和国际航协对欧盟的诉讼，联络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多联合行动，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协调机制下，以求达成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解决方案。
其次，对欧盟，需要同时采取“施压”和“谈判”两种策略。为了使反对的声音更大更强更集中，可以考虑将所有公司和相关组织联系起来，并充分利用国际上一切对我们有利的宪章、公约、制度、规定和协议。我国航空运输企业还可以发挥航空贸易市场上的买方力量，减少对欧盟生产的器材购买数量。还可以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向欧盟飞往我国的欧盟成员国航空公司征税。
在施压的同时，抓紧协调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协会以及航空公司与欧盟谈判和磋商，沟通具体操作细节和技术问题，通过多种渠道要求介入有关航空碳排放及配额分配的规则制订过程中去，与欧盟讨论配额分配的非歧视性、透明度、审查监督等原则问题，在可免费获得的碳排放量中尽量争取到更多配额等等。
再次，对内“强身健体”，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发展绿色民航，增强我国民航业主动应对节能减排挑战的能力。加紧技术升级改造，更新更换设备，加大民航技术创新，利用先进节油技术降低各环节能源消耗。以应对欧盟征收航空碳税为契机，加速发展生物航空燃料产业。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宏观经济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