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重要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民航业，迎来航空运输业和航空制造业“两业”深度融合、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为中国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支撑，是新时代赋予中国航空航天类大学的光荣责任和时代使命。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积累了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就包括“坚持独立自主”和“坚持开拓创新”。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处于重要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民航业，迎来航空运输业和航空制造业“两业”深度融合、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为中国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支撑，是新时代赋予中国航空航天类大学的光荣责任和时代使命。
民航科教创新要坚持“五飞”并举
当前，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先导产业的航空运输业，进入了自主装备导入期、领先创新起步期、战略对手遏制期“三期叠加”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航空制造业，进入了由“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快速发展期。
“两业”融合即航空运输业和航空制造业深度融合，这是中国作为民航业大国，实现航空领域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从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脉络看，自1950年“八一”开航以来，走过了以军方管理为主的“起步30年”（1950年—1980年）和以全面引进欧美飞机、装备和国际适航规章及标准为主的“跟进30年”（1980年—2010年），以2008年中国商飞成立为里程碑，迈入了“自立自强40年”（2010年—2050年），全面建成保障有力、人民满意、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航强国。从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脉络看，从服务航空运输业的机务维修起步，也经历了“测绘仿制30年”（1960年—1990年）、“仿研自主30年”（1990年—2020年），同样进入了“自立自强30年”（2020年—2050年）的新发展阶段，将实现“并驾齐驱”到“超越引领”的转变。
如何把航空运输业70余年基于国外装备的运行维护和对国际适航规章引进、使用经验与航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产生化学反应甚至是“核爆效应”？这是摆在民航制造业和运输业未来30年发展面前的重大课题。
“两业”融合短期看是两种业态的协同合作，长远看是大学教育的融合升级。一方面要从学科、专业体系互补视角出发，推动原来分别支撑和引领两种业态发展的两类高校完成选择性优化和引领性升级；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政策导向加强两类高校的互补合作，形成协同新优势，“共谋、共建、共享、共赢”，联手打造航空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五飞”并举就是要“研飞、能飞、助飞、护飞、会飞”协同发展，这是“两业”融合对一流航空航天类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因此，作为支撑和引领行业发展的航空航天类大学，已进入了“‘两业’融合、‘五飞’并举”的重要转型升级期。
为民航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科技创新先导、国际标准开路、产业后续跟进、商业垄断形成”，这是战略产业国际竞争的基本规律，而大学则是这一竞争背后的核心力量。大学唯有“超前探索、领先创新”，才能“夯实基础、支撑发展”，才能为民航强国提供科技和人才的不竭动力。
首先，要优化提升学科生态内涵，支撑“五飞”新格局。以中国民航大学为例，它历经70年发展，建立起了以航空安全为主体，以交通运输和航空宇航为两翼，以信息工程、应用数学、人文经管为支撑的“一体两翼三支撑”学科体系。面对当前“两业”融合对“五飞”大学建设的新要求，中国民航大学进一步深化了学科体系的内涵，构建了由“顶尖安全、一流交通、知名航宇、精品信息、交叉理学、特色文管”六大学科群组成的民航顶尖学科生态体系。
其次，围绕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提升“五飞”新能力。“研飞”要依托“顶尖安全、一流交通、知名航宇、精品信息、交叉理学、特色文管”六大学科群从不同维度、不同领域开展“支撑和引领”的研究工作，主要回答“如何设计赋予、如何制造实现、如何验证表明、如何国际认证、如何维护保持”五大核心问题，研究新技术、新理论，开展新探索、新实践，形成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实践体系的中国方案。“能飞”就是要锻造学科发展的“硬实力”，将“飞得起来”所需的各种要素配置完整，包括专属智慧机场、稳定飞行空域、完备训练飞行器、过硬飞行队伍、高端运维人才和解决行业发展重大技术瓶颈的平台重器（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在内的完整设施和人才体系。“助飞”和“护飞”就是要发挥学科发展的“硬导向”，实现“研飞”成果分别向航空制造业、航空运输业全产业链环节高效转化，助力商业成功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能力生成。“会飞”就是要提升高端飞行人才的培养能力，充分融入“研飞、能飞、助飞、护飞”的研究成果，培养德才兼备、具备“两业融合、五飞并举”特色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第三，战略布局科学研究新架构，形成“五飞”新平台。分析“五飞”的科学研究内涵，就是要“守安全底线、践智慧主线、达‘双碳’高线、追质效极限”，具体目标就是找到民航运输由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的可达极限和理论极限，确定中国民航在“双碳”背景下的负碳高线和负碳实施路线图，以智慧民航为研究主线，构建安全要素基础技术保障，基于核心竞争能力体系形成跨代引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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