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实战，面对新的考验，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和充足的经验。”受境外输入的德尔塔变异株影响，前不久，国内多地疫情反复。但与疫情暴发之初相比，王敬博已经从容多了。此刻，作为海南航空波音787机型的机长，他刚执飞完加拿大多伦多—西安的国际航班，结束了为期14天的隔离。
全新升级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一线机组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个人防护和核酸检测早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在境外过夜的航班来说，机组将尽可能规避所有接触病毒的风险。
在王敬博眼里，更为辛苦的是乘务组。由于要接触旅客，十几个小时的航班，他们几乎要全程身着防护服。因为上厕所不便，他们甚至还要穿上成人纸尿裤。
对此，乘务长冯佳佳和安全员张国铭深有体会。“每次回到酒店，脱下防护服，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摘下口罩和护目镜，每个人脸上、耳后都会留下深深的印痕”。但当看到同胞感激的目光时，冯佳佳说：“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得！”
在特殊的两年里，每一个一线机组成员都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历史，疫情防控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也让他们对工作、生活和责任的态度更加积极与笃定。
战疫升级
“不论是救灾还是撤侨，扶贫还是战疫，哪里任务重，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做表率”。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承担国际航班飞行任务，王敬博没有犹豫过。作为一名飞行了15年的老机长，同时也是一名预备党员，王敬博说：“这是责无旁贷的，必须迎难而上！”
今年初，冯佳佳办理完证件续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执行国际航班飞行任务，加入到战疫最前线的队伍中。
面对德尔塔变异株的威胁，机组也升级了防疫措施以保障组员和旅客的安全。冯佳佳说，为减少服务接触和机上用餐风险，海航制定了不同风险等级航班的配餐标准和对应服务程序，一旦出现风险升级的航班，会按照对应的风险等级标准调整配餐。
客舱消毒的频次也增加了。以手部清洁为例，乘务员在用餐前后、使用及清洁消毒洗手间后、餐食准备及发餐前后、接触旅客前后、接触或处理垃圾后、更换口罩前后等均须进行手部清洁。与之对应的，是机上餐饮配备及服务程序简化了。
“我们要随时互相提醒是否科学穿戴防护用具。在飞机落地之后，机组会穿好隔离服，乘坐特定的交通工具到酒店。入住后是严禁外出的，三餐均有专人配送，直到第二天再次换上新的隔离服离开”。王敬博说，在国外，除飞行任务外，机长还要对整个机组的健康状况负责，每天组员都要向机长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
欢迎回家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总是能在洲际航班乘务组的防护服上看到最暖心的词语——“欢迎回家”，总是能在航班落地时从旅客的眼睛里读到最真挚的情感——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这种场景只有在返回祖国的航班上才能看到。”张国铭每每回忆起来都很感动。
除日常的客货运国际航班外，疫情防控期间，航企也会执行一些特殊的包机任务。让王敬博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去年8月由北京经停比利时布鲁塞尔飞往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接回了中建交集团的200余名援建工人。
因为疫情耽搁，工作交替无法正常进行，援建工人们已经两年没回家了，所有人都归心似箭。
为了顺利完成包机任务，海航配备了3套机组、2套乘务组。但雅温德实在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所有人都是第一次飞那里。
因为当地条件简陋，安全压力较大，王敬博和同事们选择落地不下飞机，待工人们登机结束，加油后直接返回。这意味着机组要在飞机上连续待60多个小时。“我们全程穿着防护服，身体非常疲劳，再加上落地陌生的机场，设施条件差，精神上也比较紧张”。
经过漫长的飞行，当机长通过广播告知飞机已经进入中国境内时，机舱内的工人师傅们集体鼓起掌来，王敬博看到很多人都流下了喜悦的眼泪。“这个经历非常难忘，这也算是我们为抗疫作出的一点儿贡献吧！”
冯佳佳亦有类似的经历。去年，她曾执飞过北京—乌克兰基辅—石家庄包机航班。经过超30个小时的连续飞行，冯佳佳到酒店后才发现，脚已经肿得脱不下鞋。“大家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航班保障工作中的”。
按照规定，旅客与机组要尽量避免接触。但是有些年长的旅客在踏进机舱的那一刻，还是会激动地握住乘务员的手。回家真不容易。“我记得那些老人的脸、他们的情绪，在那一刻我能感同身受。”冯佳佳说。
并非所有关于海外战疫的回忆都这般暖人，王敬博就遇到过美国海关的刁难。疫情防控期间，航企执飞了很多“客改货”国际航班。在欧洲，飞机落地后，卸了货，加完油就可以直接返程了，通常20多个小时就可以“打一个往返”。但是到了美国，只要是入境的航班，哪怕只是短暂停留卸货，机组都必须从海关出入一次，录指纹、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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