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团48个分公司，却几乎都围绕修飞机。有人说他走的是一条“窄路”，或者是“小胡同”，甚至是“死胡同”。一路上，曾有无数人嘲弄他，质疑他，但他却都成功了，他就是海特的董事长李飚。
1971年出生的李飚是个听话的孩子。小学，初中都在父亲的安排下按部就班上学，包括日后去一所空军航空工程学校读中专。
那个时候，李飚最大的梦想就是端上铁饭碗，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分到一套房子。
不过，真等他1986年顶职去父亲所在的军工厂，得到的却只是一份3年的合同工，也就是大伙口中的“泥饭碗”，而且专业也不对口。
当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当工人尤其是军工厂的工人相当吃香，自来水、煤气等都不要钱，隔三差五还发米、发油、发面。所以，很多厂矿子弟成天在一起唱歌、拉二胡，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但是，那一切与李飚无关。因为他是合同制，只有干巴巴的十几元死工资，什么福利都享受不到。
李飚当然不甘心，他寄希望于读书改变命运 ，“函授、自考、夜校，只要能上的都去上。”同时，尝试着做生意，包括航空器材、建设有线电视台、卫星地面接收站、家用电器等10多种工作，李飚都涉足过。
不甘心的还有他父亲。老人家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可以说把最美好、最青年的一段时光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但是，等到快退休的时候却赶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厂里活越来越少，待遇越来越低，你说心里能不窝火吗？
所以，当1986年第一波下海经商热潮来临时，老人家毫不犹豫下了海，参与成都一家新技术应用研究所的成立，负责与军工配套的数字检测设备、放大器、滤波器、功能板卡的研发与生产。
他不只是自己下海，还把李飚也拉了过去。后来，李飚在研究所里担任市场经理，承担采购电子元器件、联系客户的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研究所第一年就赚到了2万多块。3年后，销售收入更是达到几十万，李飚自然也拿到了上万块的业绩提成，小伙子心动了，“别人能干，我们也能干！”
于是，1991年，李飚说服父亲拿出1万元，成立了海特公司。父亲负责技术研发，其余的销售、采购、后勤等工作全部由李飚承担。
刚开始，公司主要定位为电子零部件的维修。
那段时间，李飚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为啥？赶时间！因为电子元件要求极高，比如一个电阻，其精度往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4位数，所以李飚要在成都几个电子市场来回奔波四、五趟，才能在1000多支电阻里面才能找到一支合格的。
没有想到的是，钱没有赚到，病却找上们来。由于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李飚不久就患上了胃病，1992年春天更是痛到从自行车上滚下来，一头栽倒到农田里。那一年，他刚刚21岁。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必须调整方向！”
“往哪里调整？”
“进军航空电子维修业。”
进军航空电子维修业，那是说干就能干的？
要知道，如果说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那么电子控制器就是飞机的大脑，“电子控制器是一场革命性进步，能在10毫秒内对发动机状态进行修正。”
要知道，当时国内不仅航空维修人才极度匮乏，即便熟悉的也是前苏联的模拟集成电路，对于新引进的波音、空客飞机的电子集中电路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维修技术全掌握在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手中。与上百年历史的老店竞争，那不等于送死吗？
更主要的是，航空维修业是国家管控的行业，你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怎么可能拿得到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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