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理论认为，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社会经济活动正面临着从物本经济走向人本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而在人本的经济活动中，“需求”或“供给”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归结为由人们“生理的”和“心理的”这样两个基本要素所构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今天要满足人类自然的生理需求相对于过去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也就是说满足生理需求的要素相对而言是充裕的。除非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开始追求超越自然的生理需求，比如通过改造自身的基因，可以活到超过1000岁等等，否则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要达到人们生理需求的极限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对理想经济社会的憧憬。然而，除非到其他星球去开发，地球上的物质基本上是个定数，但即便如此，要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也仍然绰绰有余。尤其是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除了化学能源等少数物质财富外，人们一定会寻找出越来越多的可再生利用的物质财富。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人们追求的通过物质“极大丰富”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一旦考虑到经济活动中“需求”和“供给”的心理要素时，问题就远非那么简单了。而且人们在某个时期内对这种财富标志的需求必然符合虚拟价值非边际化的原则，即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财富标志的需求是永远无边际的；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而言，财富标志永远是极度稀缺，永远不可能像物质财富那样实现“极大丰富”。就传统的经济学观点看，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致力于解决稀缺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人们正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财富标志的缺失。当代波涛汹涌、令人瞠目结舌的流动性，却缚不来人们需要的财富标志，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既然财富标志的缺失是今天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当这种挑战演变成危机时，就必然会由当下的经济形势承载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财富标志的缺失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一、财富标志缺失导致了经济危机 以自然物质作为载体确定“财富标志”物都面临着供应不足而不断转移和泛化的问题。这种泛化的后果是物价不断攀升上涨，直至经济崩溃。因此，人类财富的增长一直周而复始地被“财富标志”物限制住。确立“财富标志”物的目的是要无限地让人类财富有栖身之处，却反而成了限制它增长的极限，这确实是一个无奈的悖论。其实，导致这样一个悖论的原因正是法定的财富标志的严重缺失。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中的稀缺更多地、也更集中地表现在财富标志的稀缺。一旦这种稀缺走向极端并导致了经济危机时，其表现特征会是什么？对经济运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这是我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的。 如前所述，财富标志是指那些人们约定俗成的绝对财富或终极财富，因此其种类应该是有限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标志”。笔者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以下简称《广义虚拟经济》）一书中对财富标志做出的定义是“在心理上满足人们对一般财富（货币形态）进行聚集、浓缩、存储和转化（还原为货币）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或法定的）物质或非物质形态。”故而众多的一般（普通）财富只能以少数种类的财富标志来承载，以求有一个安全稳定的栖身之处。也就是说，当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它总是要以财富标志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从而实现普通财富的聚集、浓缩和存储。在历史上，财富标志的出现大都是约定俗成的，是人心所向之使然。而在今天，这样一种复杂而重要的经济现象继续靠约定俗成来实现，无疑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风险。因为人心变幻，今天人们可以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一种东西使之成为财富标志，明天人们还可以把目光转移向另一种东西，将财富聚集标志于某些其他的种类之上，这种情况就是财富标志的泛化。 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自组织效应的作用下，仅仅存在单一财富标志，或者少数种类财富标志的时代正在逝去。站在经济活动之舟上，在财富的汪洋大海中浮荡，眼看着财富标志的地平线渐渐沉没下去，恰是今天人们面临经济危机时难以言表的感受。财富标志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应该由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来确定才足够安全的时候。尽管黄金是几千年来人们公认的一种财富标志，不过它真正从约定俗成到由一种经济制度来确认或安排而成为规范、标准的财富标志，严格地讲仅仅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才实现的。或者说，只有在上个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才真正成为一种法定的、规范的财富标志。而在此之外，财富标志的确定主要是靠社会的共识，因此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一种社会性财富标志。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财富标志缺乏制度的规范和保证，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市场自组织效应的力量会使人们有可能同样以约定俗成的方式选择不同的财富标志物。《广义虚拟经济》一书认为，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充裕的流动性。可是只要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流动性，一旦某种传统的财富标志稀缺成为事实时，人们就必然会无序地创造出其它的财富标志来满足追求绝对财富和终极财富的需求，直至整个经济包括财富标志本身的崩溃和湮灭。这就是财富标志泛化的危害。假如我们把约定俗成的财富标志定义为社会性财富标志，把由社会经济制度确认的规范、标准的财富标志定义为法定财富标志，那么，财富标志泛化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法定的财富标志的缺失。 关于建立法定财富标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凯恩斯是功不可没的，他不愧是匠心独具的经济学泰斗。尽管当时他没有提出财富标志的概念，但笔者深信，他内心中一定感知到了这个幽灵的存在。也许正是由于凯恩斯的这种“语焉不详”，辜振明先生在《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一书中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讽刺挖苦他的一段话：“我并不认为凯恩斯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学术成就（Triumph），反而认为这是一场悲剧（Tragedy），因为在凯恩斯试图解释为何会产生失业之前，希特勒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辜先生接着指出：“凯恩斯为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开出了正确的处方，但是他却没能找出造成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真正根源。”辜先生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的阐释，形象地描述了当前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创新。在他看来，当前这样一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决不是第一次，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凯恩斯在美国所面临的正是同类型的经济危机。笔者对此的看法则是，虽然凯恩斯当时未能令人信服地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即没有找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真正原因，但却由于主张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冥冥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出了一付治本的良方。所以说，如果凯恩斯主义是治疗资产负债表衰退式的经济危机的急救包，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预防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疫苗。实际上辜振明先生自己也没有真正说明形成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症在何处，更没有开出超过凯恩斯的可以治本的良方。关于这一点，本文在下面介绍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时会作进一步讨论。 应该指出，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实际上正是由于健康、可靠的财富标志缺失，进而形成财富标志泛化所导致的。首先是资产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就表现为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的结论：财富标志缺失——财富标志泛化——财富标志崩塌——金融泡沫破灭——资产急剧缩水——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见，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财富标志缺失。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讨论财富标志的问题。 财富标志的价值属性是虚拟价值，《广义虚拟经济》一书指出：“虚拟价值从纯粹心理需求的意义上来说，它完全是一种非边际的范畴，要么边际永不存在，要么边际无时不在。边际永不存在和边际无时不在即虚拟价值的非边际化。”“虚拟价值有标志化虚拟价值和非标志化虚拟价值。标志化虚拟价值是永无边际，非标志化虚拟价值则边际无时不在。”而一旦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财富标志缺失的情况，就会进而导致财富标志的泛化，这时就有可能使市场所选择的新财富标志品背离标志化虚拟价值永无边际这样一个虚拟价值非边际化的原则。比如，我国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游资炒大蒜的情况，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阶段内把大蒜当作了财富标志。大蒜可不是钻石那样的财富标志，它不具有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特质，它在炒作中所形成的虚拟价值决不可能具有永无边际的属性。因此，其后果只能是加剧经济危机的肆虐。 那么我们来看看，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是什么充当了泛化了的财富标志的角色，它们又是怎么泛化的呢？对此，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做了详细的描述：“在1938年之前，美国的住房消费信贷和今天中国的情况类似，到了1938年美国成立了半官方的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FannieMae）”，其作用是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这样一方面可以为急需现金流的银行解扣，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政府在主宰这样的重要民生问题上的作为。尽管那个时候，住宅作为一个家庭的最重要永久性投资之一，其财富标志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此后不久，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因此，住宅不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标志。接下来，非常有意思的是，到了1970年，美国成立了另一个GinnieMae的半官方机构，它专门收购各种住房按揭贷款包，并且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进入资本市场。正是借助了这个平台，住宅作为财富标志又死灰复燃了。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实际上这已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动摇的时候。35美元交换一盎司黄金的设计，曾使美元在世界财富市场上喧宾夺主地成了财富标志。由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财富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尽管和世界财富中的美元财富相比，美国储备的黄金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但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产生的信心影响力，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出现人们持美元挤兑黄金的现象。因此黄金、美元在美国的综合国力庇护下以犄角之势作为财富标志存在。 然而这种状况持续到越战后期，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综合国力大打折扣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顶不住了。就在GinnieMae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执政的美国政府正式切断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联系，终止了存在27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唯一由制度确认的法定财富标志时代至此结束，财富标志泛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而第二个登上财富标志宝座的正是几乎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同时出现的GinnieMae。虽然GinnieMae存在着官方主导的色彩，但其运作是市场化的，因此毫无疑义它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财富标志。至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黄金价格一路上涨，则证明黄金这个传统的财富标志仍然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也退而成为社会性的财富标志，并且多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物的金融证券（GinnieMae）来共同担当这个角色。 此后，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财富继续急剧增长，财富越多，就越需要有财富标志来承载。尽管GinnieMae的出现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然而由于“物”的有限性本质，以住宅作为抵押物所创造的财富标志也渐渐黔驴技穷了。新的财富标志物应该是什么？显然到今天美国也没有找到。幸亏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给股市注入了活力，使以优质高科技企业资产为标的的股市扮演了财富标志深度泛化过程中的过渡角色。然而法定的财富标志缺失，已决然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难以改变了。于是围绕着住房按揭贷款的金融创新就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之上组合打包，再创造另一种金融衍生产品，这实际上是在住宅这个平台上玩金融叠罗汉的杂技，越叠越高，风险也越累积越大。当市场变化、房价呈下跌趋势时，在次贷这个环节终于出了问题，美国的整个金融罗汉塔也就自然崩溃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出现了。对此，陈教授总结说：“过去70年，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多种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购房资金，其贡献自不必说。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这一长条的按揭贷款衍生证券链，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道德风险，不负责任的程度严重上升。”所以，“当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或被扭曲之后，没有人会在乎交易的最终损失，时间久了问题就要酿成危机。” 顺便指出，关于“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和被扭曲”的问题，有人说国有企业失败的原因也缘于此。其实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试想从矿山里开采出黑乎乎的铁矿石到生产出汽车、飞机，难道其“委托－代理链条”不比金融衍生品的链条更长吗？可这又为什么不会影响到生产出优质的汽车或飞机呢？况且矿工压根就无须去了解他们所生产的每一块矿石是为了制造汽车，还是为了制造飞机。所以对这个伪命题，实在是无须花时间去驳斥！但是陈志武教授描述的情况却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财富标志泛化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一种财富标志都需要有实物作标的，信誉也可以作为下一个衍生的财富标志的抵押物，这就使财富标志的泛化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信誉并不像实物那么实打实地“存在”，它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信心，而对于信心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平台作保证，也就是说不通过法定的形式加以确认，那么风险就不言而喻了。而这种风险一旦触及虚拟价值本质的底线，危机就会突然爆发。 可见，所谓“次贷”泡沫破灭，正是因为它并不能满足“虚拟价值永无边际的”的原则底线。由于“次贷”是基于住宅房地产载体之上的财富标志品，虽然它有很大的市场规模，但是它远不是“永无边际”的那一类财富标志品。然而财富的快速递增又使市场对财富标志的需求也急剧增加，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财富标志供不应求的局面。面对着市场上财富标志供不应求，美国的做法是不断推出金融衍生产品，拉长财富标志品的链条来应对。而越来越长的金融衍生品链条其实际标的只有一个，就是住宅房地产。当这个住宅房地产的标的走向自己需求的边际时，靠金融衍生产品链虽然能够延缓边际出现的时间，但并不能真正形成永无边际的客观事实。因此，一旦住宅房地产出现需求边际时，就靠“次贷”延长实际边际的到来。当“次贷”暴露出自身质量问题，使住宅房地产需求边际“裸露”出来之时，就是“次贷”财富标志垮塌之日。 “次贷”导致金融危机之后必然很快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虽然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非常显着的直接影响就是会推动新一轮的财富标志泛化。在金融危机中，石油、类金融、谷物等一批可以依托期货为活动平台的大宗商品，一跃成为财富标志泛化中新的一族。这样一些本不应该成为财富标志的商品成为财富标志品之后，导致了通货膨胀预期增加，劳动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广义虚拟经济》一书认为：“以任何自然物质作为载体确定‘财富标志’物都面临着供应不足而不断转移和泛化的问题。这种泛化的后果是物价不断攀升上涨，直至经济崩溃。因此，人类财富的增长一直周而复始地被‘财富标志’物限制住。确立‘财富标志’物的目的是要无限地让人类财富有栖身之处，却反而成了限制它增长的极限，这确实是一个无奈的悖论。”其实，导致这样一个悖论的原因正是法定的财富标志的严重缺失。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标志的缺失其实才是引发经济背离平稳发展的总根源。今天，人们虽然逐步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要创造产品，还要创造服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的市场需求规模将远远大于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但是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随着市场上服务的供应越来越充裕之后，一种新的产品却随着人类财富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显得越来越供不应求，这种新的产品就是“财富标志”品。“财富标志”品的缺失，逐渐成了经济运行中导致危机显现的总根源。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全世界有经济行为能力的大国，毫无例外地都开出同样一个方子，即拉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闸门来救市，无论是中国的两年内投资4万亿，欧盟的2000亿欧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还是美国推出的一系列高达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都是如出一辙。然而这个药方却是治标不治本，法定的财富标志缺失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但是今天能真正理解到它的重要性的却鲜有其人。 经济学界在进入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以后，面对着新的经济问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之一的是前述辜振明所着《大衰退》一书。作者认为，如果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视角来看宏观经济，那么当资产项下的不动产出现泡沫并破灭之后企业资产缩水，就会使资产负债表失去平衡，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选择减少负债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使之重新趋于平衡，而企业要完成这一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而导致宏观经济长期衰退。为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概念，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并明确指出，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型”的经济危机中，传统的货币政策将失灵，只有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奏效。他甚至认为：“经济一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实施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总比刺激不足要安全得多。” 此外，作者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经济衰退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由于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和由于企业资产负债表问题造成的衰退。对于前一种衰退，正如众多研究已经表明，深陷其中的企业基本上还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货币政策正是应对此类衰退的最佳工具。但是当发生后一类衰退时，企业的首要目标已经从利润最大化转移到负债最小化，这时就需要利用财政政策作为应对措施。”作者进而提出了“阴阳经济周期”的概念，这个周期由9个阶段构成，其中“资产负债表衰退”是“阴”态，而“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是“阳”态。他认为，这种“阴阳经济周期”是往复循环、不可避免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中采用不同的政策。 辜振明先生这一经济理论体系很新颖，推论的逻辑也是缜密的。他还明确指出：“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的诱因是全国性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这些泡沫的产生往往都源于私营部门对经济前景的过度自信。”可正是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诱因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和解决它的办法上他没有刨根问底，结果很可惜，他在找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个重要问题上与得出最终正确的结论失之交臂。尽管如此，他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观点却从一个方面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所提出的应对措施也是可行的。只不过这个措施断不了病根，实际上他提出“阴阳经济周期”的观点时，也就不认为这种病可以根治。不过笔者认为，“不应该让资产负债表衰退”成为不治之症，我们应该从解决法定的“财富标志”缺失入手来根治这个顽症。 研究金融市场上法定的财富标志缺失或供应不足的现象，必然要涉及金融的真实意义这个问题。《广义虚拟经济》一书指出：“在市场上，‘财富标志’是和金融联系最紧密的商品，而设计出成功的‘财富标志’品又是金融产业的定海神针。有了成功的‘财富标志’就能够调控金融产业，使之均衡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财富标志’大规模产生于金融产业之中，却反过来与金融相互依存，成犄角之势而相互促进稳定。所以，‘财富标志’成为金融产业的立足之基。”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未必已被普遍认识到，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金融的真实意义，和今天到底是什么使得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造成了财富标志的缺失。 二、“生活对象化”造成了财富标志缺失 众多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导的非物化的人类生活形式正在源源不断地被赋予交换价值，转化为称之为“现代服务”的“商品”，而正是这样的商品大爆炸，使财富迅速膨胀。资本化只代表了这样的财富膨胀过程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因此把今天的财富快速增长完全归结为资本化并不确切。而实际上，今天的商品大爆炸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生活对象化”的反映。 早在金融危机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在放开全流通政策的诱因作用下，出现了一轮惊人的大牛市，上证指数一路暴涨并突破6000点大关，多少年来穷惯了的中国人惊呼：钱太多了。其间流动性过剩成了经济界人士最为忧心忡忡的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流动性过剩，钱太多了惹的祸。按照传统的观念，钱多得成了灾，那就一定是金融出了问题，于是全世界的金融体制机制都成了众矢之的，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机制成了解决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问题的首选措施。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个非常重要但却是长期以来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并不十分在意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即金融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钱？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以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交易都是金融，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他的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并没有错，问题是这是金融真实意义的全部呢？还是仅仅是它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显然不仅仅是解决跨时间、跨空间的交换的服务这样简单的一个产业。现代金融产业早已推出了越来越名目繁多的产品，各式各类的债券等金融衍生品正在成为金融产业的主要内容。这样的金融产品远不仅是实现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实际上还扮演了重要的时间寻租或时空容介态寻租的角色，发挥着容纳财富栖身并保值增值的功能。因此，大量的金融产品是一种供人们投资套利的产品，归根到底它们其实就是一种财富标志品。正因为金融业中出现了大量的衍生产品，正因为“次贷”等衍生产品出现问题导致金融危机，所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开始检讨金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甚至干脆提出了金融是服务还是产品的命题，认为金融是服务业，它提供一切进入市场的只能是服务。因此，社会上认为金融不应成为“制造业”，制造大量的衍生产品会带来危险的观点接踵而至。 2010年11月25日，由《财富》（中文版）、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0财富CEO峰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举行，这次论坛的一个主题就是：金融创新——从产品到服务全景。笔者感觉，参加该论坛的5位嘉宾都认为，金融创新的方向是服务要逐步取代产品，产品到服务的转型是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展。那么金融要做什么服务呢？嘉宾们都认为要为有钱的人理财。理财又是干什么呢？不就是帮助人们选择投资机会，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吗？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卖出财富标志品。于是在讨论中又似乎觉得，要没有金融产品卖出，又服务什么呢？其实，这种预设前提的讨论是不可能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当然，笔者不否认金融诞生初始更多地是考虑到服务（帮人打理钱），但这远远不可能是金融业的终结，恰恰最终和工厂一样也制造出产品才是金融业的实际归宿。 按照传统的观念，在通常情况下，一说起金融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钱。金融业无疑是因为钱而诞生的产业。如果市场上没有足够的钱来流通，就不需要有金融这么一个专门的产业来打理它，来为人们的钱提供安全和可信赖的各种服务。所以《金融的逻辑》一书首先回答的问题就是：在今天的市场上，为什么会凭空冒出了那么多的钱，是什么样的财富创造形式支持了钱的大量出现。这样来看问题确实很妙，到底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多钱确实是整个逻辑的源头。而我们之所以认为“金融是解决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并没有错，则是考虑到货币的属性中本来就存在有这种跨时间、跨空间的交换因素。既然在金融的初期比如银行、钱庄、票号等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钱的流通的服务，因此它们只不过是做把钱本身固有的跨时间、跨空间交换的属性进行功能性的放大的事，所以早期的金融业并不创造什么产品，它确实就是一个基本上只有服务功能的产业。 不过今天的金融业却并非只是具有服务的功能，陈教授在回答金融是什么的时候，很快就牵扯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纯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时你都需要其他人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那么，在现代金融业诞生之前，人们又怎么进行这种所谓的金融交易呢？对此，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即宗亲世族是以血缘亲情为平台实现了一种“人际隐性金融交易”，这是一种“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的人际金融交易。到了中世纪时的欧洲，教会组织是另一种规模血缘亲情的人格化隐性金融交易的平台。那么相对而言，今天的现代金融无非是一个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显性金融”交易的实现形式。这个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养儿防老”、“礼尚往来”就是一种隐性的储蓄或投资，这种观点从逻辑上来看不无道理。而有了逻辑起点，要理解现代社会钱为什么那么多就容易了。因为既然有隐性的金融交易，就一定对应存在着隐性的财富，如果社会发展使这种隐性的财富显性化，钱自然就会跟着多起来，并且随着隐性财富的显性化，显性的金融自然也伴随着发展起来了，因为有了那么多钱，自然要发展金融产业。至于怎么使隐性的财富显性化，作者把一切都归结于是“资本化”所带来的。 那么什么是资本化？陈教授在讲述这个问题时却让人感觉到逻辑上存在难以理解的破绽。在他看来，财富大于资本，资本大于钱，财富不一定能转化为钱，财富只有先转化为资本（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时才可能转化为钱。资本化就是把隐性的金融交易显性化的手段。因此，要让钱多起来就要先资本化。美国之所以很有钱是因为“资本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作者这样的逻辑，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在笔者看来，钱之所以会多起来，应该是人们创造的财富价值商品化后能够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交换所致。固然，资本化即把某种财富价值以可交易的形式（证券）进入市场交换和流通也是其中一种形式，但这决不是今天人类财富增加、钱增加的唯一原因。老北京天桥街头的杂耍或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的表演，既不是资产，也不是未来收入流，更不需要资本化，可这些也能够成为一种商品走进市场。当出现了众多的这样的商品，当然也会直接导致钱增加，怎么能说只有资本化才是钱增多的原因呢？ 实际上陈教授所提出的隐性金融交易问题，正说明和证实了笔者所提出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的经济的观点。所谓人本经济，它与传统经济（即物本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基于劳动对象化创造着使用价值，而且还出现了无数基于生活对象化所创造的虚拟价值。实际上劳动对象化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如果不能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成为一般的价值的话，也不成其为可以出现在市场上的真正意义的财富。在物本经济时代，很多生活对象化创造的虚拟价值并不能顺利地进入市场转化为产品和一般的价值，因此这样的财富只能是潜在的。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正是这种潜在的财富变为显性的财富，从而使相应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增加了，这就是钱多起来的原因。当然，资本化可以为潜在的财富显性化提供条件，但并不是只有资本化才能使生活对象化的潜在财富显性化。让各种非物化的价值要素进入市场，让生活对象化创造价值得以实现，都会极大地创造出新的非物质财富。 当然，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上述观点的出现也不奇怪。《广义虚拟经济》一书把这种思维称之为“物本经济”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下，离开了物（或东西），财富就不存在。正如陈教授所说：“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证。”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会把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也称为东西。但是要把天桥街头上的杂耍也称之为“东西”恐怕就不可思议了。总之物本经济的思维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所有进入市场的价值物本化，千方百计地否定（或无视）已经进入市场的人本因素。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或许这可以成立，但在今天要曲解或无视生活中各种非物化的要素进入市场却是不可能的。众多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导的非物化的人类生活形式正在源源不断地被赋予交换价值，转化为称之为“现代服务”的“商品”，而正是这样的商品大爆炸，使财富迅速膨胀。资本化只代表了这样的财富膨胀过程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因此把今天的财富快速增长完全归结为资本化并不确切。而实际上，今天的商品大爆炸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生活对象化”的反映。所谓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只不过是某些人际关系的生活要素尚未进入市场时的表现，即未实现“生活对象化”的情况。一旦生活价值全要素都有条件进入市场时，在市场中的“商品”就远远不止由劳动对象化所创造的物质产品，还会有很多非物质产品，而金融的另一个意义正是要创造这样非物质的商品。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生活对象化只能在人们生活的空间或时间维度上进行衍射，而对于虚拟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在人们生活的时间维度上的衍射。比如财富标志，既然它是一种人们所追求的终极财富和绝对财富，它更多的意义表现在时间维度上，而不仅仅是对空间维度而言的。不过当它通常表现为财富标志物时，则多半以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容介态来实现。比如，一副历史名画是一种财富标志物，它就由其空间（画本身）和时间（历史年头的长短）的容介态所形成，同时它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值，这就是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价值的特征。 笔者认为，资本化如果仅是劳动对象化的附体，则它的强大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股市里一些实体经济股的泡沫即是明证。然而资本化如果成为生活对象化的一部分内容，就不但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会是活力无限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大加赞赏的沈南鹏创办携程并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例子，正是这种生活对象化以资本化为手段创造价值财富的经典案例。显然，凡是不在情理之中的金融衍生产品都必须有所节制，因为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可能是生活对象化的真实反映。实际上“次贷”之所以出问题，正是因为它背离了生活对象化的基本原则。 那么对于经济活动而言，金融业究竟仅仅是提供服务危险呢，还是创造出大量衍生产品更危险？由于今天的世界经济状况变得扑朔迷离，看似已经很难辨清了。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一开始是由金融衍生产品引起的，但当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后，各国经济衰退，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多个欧洲国家接连陷入债务危机，则说明了金融服务同样潜伏着危险。可见危险的原因并不在于金融是做服务还是做产品，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金融业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恰恰正是市场对财富标志的需求。当这种需求不能满足市场时，随着财富标志泛化必使金融危机向传统实体经济泛化，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实，正是由于生活对象化创造了大量的虚拟价值，这些虚拟价值远远大于劳动对象化的使用价值，并且不断增长和进入市场，导致了货币流动量的急剧增加，即钱越来越多。人们的钱一旦多了以后，用来干什么呢？维持温饱用不了那么多钱，也就是说满足生理需求用不了那么多钱。于是越来越多的钱只能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也就促进了经济活动中生产出更多的虚拟价值。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虚拟价值的创造日益取决于高新科技的发展，比如iPad的出现，正是高新技术迎合了满足人们新的心理需求的潮流。一旦高新技术创新乏力，人们拥有大量的钱，却又担心钱贬值，就要追求购买终极财富或绝对财富，来满足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不被蒸发掉的心理需求，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 毫无疑义，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型的经济危机，象美国这样的社会，只有下一轮大规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来之时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经济复苏。因为美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现生活对象化已经非常充分。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化国度里，人文的要素已经大量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相对于现有基础的拓展空间已经少有裕度，要创造更多的需求，只能等着新的科技要素出现并进入市场。此外剩下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充足的法定财富标志出现，而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没有解决。所以美国这样的国家一旦陷入财富标志缺失型的经济危机，要坐等自然复苏实际上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财富标志的缺失还会带来一个重要问题，即使整个金融体系失去活力，而金融体系一旦失去活力，又导致科技创新活动失去了金融的助推力，从而使其所需要的风险投入受到影响，并且直接影响了科技创新的实现。总之，美国要靠自身的力量，在很短时间内走出财富标志缺失型的经济危机很难。法国大仲马所着小说《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唐代斯在基督山岛上获得了一大笔珠宝（财富标志），走出困境摇身变成了基督山伯爵，完成了自己复仇的愿望。美国能找到这样的财富标志吗？显然不可能，实际上这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祈望再创造一个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法定财富标志体系需要时间，美国眼下正是缺乏这个时间。 然而中国却不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才刚刚到来，还有大量的生活对象化价值要素未通过市场化转化为财富，因此中国有时间坚持到将来法定财富标志的诞生。中国可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医疗保健产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等现代生活服务业，从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来应对眼前的经济危机。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迎来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只要这个时间足够长，人类一定会共同寻找出一个健康成熟的法定的财富标志体系。虽然美国启动了“定量宽松”计划，试图把自己的出路建立在别人的灾难之上，但是只要我们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然有助于我国经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扩大内需消费，从而把美国的企图化解于无形之中。因此，在我国研究如何争取时间，化解法定财富标志缺失的危机，以及研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法定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三、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应对财富标志缺失 而要恢复华尔街的繁荣，他只能到国际上去火中取栗。尤其是通过新兴经济体国家找回自己在金融危机中蒸发了的财富。一旦美国的目标达到后，正如笔者前面所分析的中国眼下的情况一样，大量的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国家，就会进一步在生活必须品范围内推动财富标志泛化。而这种不确定性的财富标志出现，又同时加剧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结果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 2010年的感恩节来到时，人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通胀的威胁，而不再仅仅是通胀预期。11月28日《广州时报》配图发表了一篇标题十分引人注目的文章：《新兴市场闹通胀发达国家闹通缩》。该文称：“全球经济通胀与通缩并存，一场通胀与通缩之间的拉锯战正在进行。”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较小，但却普遍遭遇通胀预期的压力。而这种通胀预期的导火索正是来自于依托国际期货市场进行的财富标志泛化的现象。国际上，在财富标志泛化的大军中，石油、贵金属、谷物粮食等大宗商品率先登场。而在中国，财富标志泛化表现得更加戏剧性，网络上迅速流行着“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等。昔日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大路货，由于易于存储等特点，被投机炒家选作新财富标志泛化的载体。这类不易以期货市场为平台的商品，一旦成为泛化了的新一类财富标志，更容易出现价格的棘轮效应，其市场价格炒上去后往往不容易很快回落，结果成为推动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带动经济整体出现通胀的元凶。因此财富标志泛化引起通货膨胀已经不是“狼来了”。 然而不论是绿豆还是大蒜，实际上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性财富标志。即使价格一段时期内稳定在某一水平上不作大幅波动，但当它们推动了其它生活必需品涨价时，就可能使自身价格作较大回落和波动。而这样一种极具不确定性的财富标志泛化，则最可能会成为经济滞胀的可怕诱因。显然，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要使经济顺利发展，更需要有足够的法定财富标志作为支撑。而在财富标志泛化过程中，如果把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以不可能（或难以）再生的不易损耗品作为财富标志载体时，一方面极易在财富标志进一步泛化转移中引起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由于财富标志的供应出现实际上的不确定而不能缓解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的问题，从而损害并影响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行，结果导致整个经济进入停滞和衰退。这样一种危险，是中国当前最需要高度警惕的。 笔者与一些最近访问过美国的人交谈，感觉虽然该国深陷经济危机，但他的问题主要还是经济衰退。由于美国发达的广义虚拟经济体系，并没有使财富标志泛化进入日常生活必需品领域，所以其日常生活品供应总体而言比较正常，物价也很便宜。那里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美国，失业率高说明了创新的冲动还没有重新点燃，而新一轮创新浪潮没有激发出来，与其说是高新科技的发展走向低谷，莫不如说是财富标志缺失，高新科技的创新活力缺乏金融业的推动所致。对我国而言，既然今天的经济危机总根源是法定财富标志的缺失，那么眼下最要紧的是在法定财富标志确立之前，寻找一种较之于“炒大蒜”之类更健康的投资体系来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社会性财富标志体系，以解当前经济发展的燃眉之急。 关于这一点在美国本土内已经很难做到，如果要再做的话就只能还是搞金融衍生品的“叠罗汉”，因为美国现有条件下新的生活对象化的资源已经枯竭。在今天的美国，满足生理需求不是问题，要进一步满足心理需求则几乎无望。创造使用价值，在美国仍然不乏空间，但要进一步创造虚拟价值则成了大问题。以至于在这个自由市场国家，人们居然会为了买一款苹果的iPad，而像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那样排起长队。笔者曾多次访问过美国，以前在市场上见到过的排队现象都是在购买非物质的虚拟价值产品时才出现，比如在迪斯尼、百老汇，根本看不到为了购买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排长队，即便是购买类似iPad这种以虚拟价值为主导的物质产品。到了今天，要买iPad却要排长队，结论只有一个，解决今天的经济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进一步发展创造虚拟价值的产业，并由此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才有可能舒缓并解决当前的危机。 然而可叹的是，在美国本土创造虚拟价值已经完全要依赖科技要素来推动，而人文的要素则活力不再。比如，即便是电影这种以人文要素为主构成的虚拟价值产品，由于其建国历史的短暂，自己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可变现，所以多半都寻找未来科幻题材。而这种题材，比如电影大片《阿凡达》，如果离开高科技要素，就不可能创造良好的票房。因此美国的经济复苏，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出现之前，在国内几乎再也找不到切入点。其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无奈选择。“定量宽松”本身就满足了美国社会心理需求，通过定量宽松恢复和放出流动性到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到新兴发展国家去寻找新的社会性财富标志以赢回在金融危机中大量蒸发了的财富，然后再重启新一轮科技创新活动。美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自然表现在很多单个企业身上，然而今天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多地是表现在国家整体层面。在美国国家这张宏观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主要表现在华尔街的财富标志供应能力（即投资能力），而负债则表现在消费市场的发展上。当华尔街的资产泡沫挤破后，要平衡这张国家宏观经济的资产负债表，只能通过减缓消费市场的增长来实现。而这样的后果则是经济的停滞和衰退。由于经济衰退导致大量失业出现，普通家庭不能再负债（透支）消费，从而国家经济整体衰退，并较长时间停滞在一个低水平上。 所以美国现在的打法就是试图把华尔街的资产泡沫重新吹鼓起来，否则国内萎缩下去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很快复苏。而要恢复华尔街的繁荣，他只能到国际上去火中取栗。尤其是通过新兴经济体国家找回自己在金融危机中蒸发了的财富。一旦美国的目标达到后，正如笔者前面所分析的中国眼下的情况一样，大量的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国家，就会进一步在生活必须品范围内推动财富标志泛化。而这种不确定性的财富标志出现，又同时加剧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结果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兴经济体国家以自己通货膨胀的沉重代价，即通过加剧财富标志泛化来补足美国在金融危机中蒸发掉的财富。等到华尔街恢复了资产，即重新形成了财富标志供应能力和投资能力，就自然会利用已经积累的高科技基础研究成果来启动和发展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带动起一轮新兴产业集群。而这时新兴经济体国家则会由于高新技术发展赶不上美国的步伐，使传统产业市场被美国新兴产业取而代之并造成传统产业急剧萎缩下滑，从而出现严重的经济停滞。所以新兴经济体出现经济滞涨之时，就是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之日。说美国眼下出的招是损人利己，当属恰如其分。如果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对付不了美国的这一轮经济损招的打击的。 尽管形势严峻，但中国的客观条件是有能力对付的。首先我国在特殊情况下有能力举全国之力，通过阶段性的行政调控来扭转局面。虽然行政干预只能是权宜之计，最终解决市场的问题还是要靠市场机制，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国家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尤其是全力阻击热钱流入还是十分必要的。不把热钱阻挡在中国经济体之外，任凭财富标志泛化进而导致通货膨胀，我们就没有时间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能阻挡住热钱的攻击，使经济不脱离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中国无疑远比美国更有条件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应该看到，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虚拟价值的富矿，并且这个富矿实际上是一个远未充分开拓的处女地。我们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只要着眼于广义虚拟经济，马上就可以推动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蓬勃发展，增加大量的投资机会，以缓解法定财富标志和正常的社会性财富标志缺失的燃眉之急。其实，中国只要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至少还有20年可以高枕无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帮助世界经济危机走出困境。就像今天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救了国际上所有的汽车产业一样。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既利己又助人的共赢举措，这与美国推行“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天壤之别。 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生活要素进入市场，通过实现生活对象化创造出更多的虚拟价值财富，造福于人民群众，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而要实现生活对象化，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只要我们能放飞思想，就会发现中国的虚拟价值富矿的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首先，要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等狭义虚拟经济形态的成熟和发展。这里既要进一步规范监管，更要勇于求索、拓宽思路。当前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需要突破，一是要发展小型民间金融业，以解决小型民营企业，以及个人创业缺乏金融支持的问题。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民间金融业不发展起来，中国的群众性创新、创业就存活不下去，群众性创新和创业高潮就不可能掀起。民间金融业的政策和体制缺失导致的创投乏力问题，一直在极大地浪费着中国人的智力资源。而中国人的智力资源浪费是最令人揪心的一件大事。二是要放宽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尤其是放开对军工高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军工企业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他们并没有因为军工企业上市影响了国家安全。相应的确保国家安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制定特殊的法律规定加以解决。实际上，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管理规则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学来的，但是学得不够到位，更谈不上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再创新。甚至有些方面有“蒋干盗书”之嫌。有些该学的东西没学到，不该机械照搬的内容却成了一直捆在中国证券市场身上，影响其良性发展的锁链。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金融证券市场，才能打通立足于生活对象化，创造更多虚拟价值的阳关大道，从而实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其次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笔者在《广义虚拟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模型，即“电磁波效应”模型。按照这个理论，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由科技创新要素和人文创新要素交替主导所形成的。或者说，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全经济周期是由科技创新和人文创新两个要素来形成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实际上，当前的经济危机正在引发世界经济从以科技创新要素为主导向以人文创新要素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因此，当前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决不能忽视以人文创新要素实现生活对象化所创造的虚拟价值。而在这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当属首选。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我国文化产业一直逆势上扬。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推动文化事业机构深化改革，进行企业化转型的决策恰逢其时，对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应对经济危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也是一剂妙方良药。 在文化创新要素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发展周期中，切实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尤显重要。2003年，笔者与秀生合作的《看不见的心》一书完稿后，就曾因提出了文化具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栖性，因此应该发展文化产业以全面适应文化的客观性的观点而被某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来几经周折，该书才在2004年初由另一个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我们想，书要是出不了，宁可付之一炬，也决不能违心更改观点。所幸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2004年下半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做出了要发展文化产业的决定。 今天，中国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其发展空间虽然巨大，但要真正做到让其全方位地健康发展，还是任重道远的事。笔者认为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要加强文化市场平台建设，文化市场平台目前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多处于大城市。如何借力于“三网合一”的信息化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受惠，使经济效益更显着，是今后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应该发挥“长尾理论”的指导作用，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解决。当前由于文化市场平台建设不完善，商业模式过于传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产品有效地进入市场，也助长了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有悖于商业规范的所谓“潜规则”，同时也使文化产品的社会定价机制混乱无序。而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 二是要敢于让一些有条件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公共产品进入市场。笔者认为，在我国最有条件进入市场并且通过进入市场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两类公共产品，是非义务教育范畴的教育事业和非基本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疗保建事业。在这两个方面发展产业，实际上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由于它们都直接地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按照传统的观点，我们往往只是把眼光盯在解决好公益性的问题上。但是如果只靠政府包办、政府买单的办法来解决公益性，当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时，就会由于效率低下使得政府实际上包办不了能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受惠的公益服务。上学难，看病难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使确实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而使社会不公平现象更显加剧。更何况我们的政府公益服务并不能抵挡住市场的渗透和诱惑，因此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的服务提供日益无序，造成了普遍不满。 今天全世界的教育和医疗服务都在向高端发展，政府仅仅通过财政投入为这两方面的公共产品直接买单实际上是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结果必然使其中确实应由政府负责的公益性服务流于形式，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如果把有限的财力集中于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把确实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服务做好，而在非义务教育和非公共卫生的医疗保健方面，采用引入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和政府应用金融保险杠杆间接扶持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则不但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还会推动大量的生活要素进入市场，实现生活对象化，创造出巨大的虚拟价值，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本身又可以使政府赢得更多的税收，更有能力来确保必要的公益性建设开支，从而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 现在我们在这些领域引人市场机制上还不敢迈开步子，主要是担心影响社会公平，造成穷人读不上书，看不了病。而实际上把政府直接包办买单，改为间接扶持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高等教育，对于考上大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做到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享受助学贷款，贷款本息可以在就业后和缴纳各类社会保障金一并缴还。当然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坏账，那么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以财政支出来购买保险，为可能出现的坏账进行担保。很显然，这是一种政府间接扶持的做法，实际上是利用金融杠杆，以市场机制的办法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确保做到不论贫富，人人可以享受上大学权利的社会公平。这只是一个基本思路，真正实施起来时，可以通过多种金融设计，使这种办法更加切实可行。比如在中国有父母养育子女，亲戚互助的传统，因此设计这一类金融保险的担保，也可以不完全由国家承担，还可以由家庭等方面来共同承担。这条路走通之后，就可以改变目前千军万马走社会公益开支这个独木桥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金融产业还有太多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开拓。 再比如医疗保健，政府可以采用经济的和金融的杠杆来推动医疗事业和产业平衡健康发展。现在看病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条件发展不平衡，优质医疗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医疗条件；二是医疗费用太高，由于医疗条件发展不平衡，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有了大病就要跑到中心城市就医，又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在医疗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改变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几乎清一色的是非赢利性质的做法。允许商业性医疗机构出现，应是破解这一困局的有力措施。最近国家鼓励非公益性医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举措。实际上政府应该管的是社会公共卫生网络的建设和一些集研究和培养人才为一体的大型公益性医疗机构，其余的医疗机构应该放开实现企业化经营。对于企业化经营的医院，政府着重解决综合监管特别是定价机制的管理，而实际上当营利性医疗机构得以长足发展时，竞争也必然使定价机制管理的压力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有足够的财力购买社会公共卫生网络服务使之更加完善和普及。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针对不同地区的级差税收来解决中小城市和农村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当商业性加公益性的医疗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问题。笔者深信，只要经济持续发展，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总而言之，当一个社会只有物本经济作支撑，财富始终是有限的，要解决13亿人口的社会公益服务始终会是个巨大的难题。发展人本的广义虚拟经济，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既可缓解政府承担过度公益服务的压力，也为政府不断提供承担公益服务的能量提供了更多的财力保障。 三是要大力发展古玩艺术品产权市场。最近笔者与一些热衷于发展古玩艺术品产业的经营家多有研讨，其中彭中天先生提出了一个组建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变现中国5000年文化艺术品的价值，打造500万亿美元以上的产业市场的设想。笔者听后甚是赞同。大力发展古玩艺术品产权市场，不仅仅是可创造一个新的业态，推动古玩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在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的今天，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性举措。而打造以古玩艺术品产权为载体的财富标志，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比如美国只有200年文化，中国的文化历史是他的25倍，25倍的文化历史，换算成虚拟价值，当然是一种几何级数的数量差。在这个全世界都缺乏财富标志的时代，这是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实际上，进入金融危机以来，古玩艺术品市场一直兴旺发达，正是由于它在法定财富标志缺失背景下的财富标志效应，使得市场价格不断攀升提高。在古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不断拍出一轮又一轮的新天价，聚集了大量资金，吸附了大量的流动性。应该说，这个新的业态对缓解当前经济危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遗憾的是，古玩艺术品往往都价值不菲，能够参加投资的人十分有限，既受到巨额资金的制约，也受到个人鉴别水平的限制。因此，古玩艺术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显然面临一个体制、机制性的障碍。因此，建设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的市场体制及相应机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出路。 我们知道，如果现代企业的产权交易必须是整个企业一次性地进行交易的话，那么虚拟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正因为可以把现代企业的产权分割成股权，才形成了今天蓬勃发展的资本市场。前述的彭先生18年前在南昌开发一个十万平方米的房地产项目时，由于资金不足曾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探索。他举办了一个“房地产投资受益券”的募资活动，每平方米房地产券卖600元，仅3天时间就募集了6000万元资金，顺利地完成了该项目的开发。最后该项目因此举多赚了1000余万，扣除必要费用后核定每张券可以连本带利换回现金700元，净赚100元，当然也可以用券来直接兑换房子。这次探索使他想到，房产可以分割成按每平米为单位来卖，那么一幅字画、一件古玩这类的艺术品不同样可以这么做吗？正是受此启发，他想到了建立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这个交易所的最重要功能是把每件古玩艺术品的交易转变为经过分割了的产权交易。比如，一幅字画市场价格1000万元，那么要把这幅画当做财富标志来买时，只能一个人买，而且必须一次付出1000万元。如果把这幅字画的产权划分成一万份，那么只要拥有1000元的人就能够去买一份。如果这幅售出了分割产权的字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公开拍卖，并且溢价到2000万元在拍卖中成交，那么原来投资买了该字画产权份额的人就会得到100%的受益。这样一种设想确实很新颖，也极具创意。彭先生还提出了古玩艺术品文化产权市场运作的完整流程，包括了确真（鉴定）、确价、分割、发行、托管、流通、退出等各个环节。 笔者认为这样的古玩艺术品产权市场，将把眼下只有少数人能“玩”和会“玩”的古玩艺术品交易真正推向大众化，这无疑是一场革命。而笔者所关心的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中国将从此打造出一个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财富标志体系，这对于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吸引聚集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社会资产的泡沫都具有积极意义。 四、结束语 笔者至此所提出的应对财富标志缺失型的经济危机的各种措施仍然不是治本之策，但对于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陷入经济滞胀的泥潭则应该是有意义的。要真正解决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还是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法定的财富标志供应体系。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启示，要建立法定财富标志体系，需要各国中央银行的介入。如果把货币发行和法定财富标志供应统一起来，由中央银行来承担，则或许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的问题。接下来选择怎样的载体作为法定财富标志，也是全世界都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没有任何国家会再将本国货币和黄金挂钩来确定其作为法定财富标志了，所以黄金注定只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性财富标志。显然，今后各国的法定财富标志一定是一国所特有的、既相对稀缺又不易枯竭并且能恒久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物或非物）的东西。而一些非民生属性的特定房地产项目和古玩艺术品是否可以和黄金等相对健康的传统财富标志一道，在当下扮演起应急性的过渡角色，长远则发展成为法定财富标志的附加补充，应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点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