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推动做起来一个马航370基金会，任务就是找飞机和找人。有了这个基金会，就可以把这些分散的家属们聚集起来，拧成一股绳。用这个基金来收集证据、悬赏知情人爆料、聘请律师和专家、自发搜索等。这样就可以有组织地、专业地工作。我和几个家属们谈了谈，他们都很支持，尤其是那些年龄大的家属们。7年了，370的搜索没有任何成果。我才40多岁，我都开始焦虑了。何况那些80多岁的父辈们，他们能等另一个7年吗？
家属群中有一位东北的大姐，单身带大了孩子，孩子后来在新加坡打工，回家时坐上了370。大姐没有和马航和解，而是在北京租下房子，每个月到马航办公室讨说法，死磕了两年。后来她回到东北，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她准备卖房子救命，结果房子还没卖出去，人就不在了。
要是她有马航的赔偿款，她的病不就可以治了吗？家属群中最难的，就是那些失去孩子的农村老年人们，这样的例子有20几个。这些人尽管缺钱，却不谈钱，他们争得是一口气，争的是公义。
我不相信阴谋论，可是从我们和马航、马政府的接触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不希望黑匣子被找到。我们原来希望，让自己的行为感动他们，哪里有残片我们便去哪里找，去鉴定，希望能推动重启搜索。可我们面对的是一群装睡的人，怎么叫也叫不醒的人。
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在谁是责任人还未知的情况下，第一版和解协议上面竟然有“免除马航、马政府所有责任”这样令人咋舌的条款。虽然赔款200多万，但三分之二的人都没签。到目前为止，有89个家庭拒绝了马航的和解协议。这些“死磕派”家属们中，84个是中国家庭（152名中国乘客），另外5个是海外华裔家庭。受难者们其实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中国人的家庭亲情关系，真是不一样。
走了几年的弯路，我们才发觉，自己只是渺小的个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人联盟。不管是哪些家属，在哪些国家，投诉不同的对象，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律师团队：安联保险的律师团队——他们打包代理了所有的责任人。他们肯定知道些什么，就是不肯公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找到黑匣子是问题的关键。飞机在中途掉头飞向印度洋，为什么呢？原因或许就隐藏在黑匣子之中。机长自杀的说法，怎么也搪塞不过去的。
对于找到黑匣子，我是很乐观的。以我在通信公司工作20年的经验，这只是时间问题。在马航事发之初，搜索12万平方米海域，需要1.5亿美元。这才几年，搜索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现在，按海洋无限勘探公司（Ocean Infinity）提供的方案，他们有能力用4年半的时间，在印度洋上搜索60万平方公里，找不到不收费，找到的话，费用是为7000万美元。
从事发之日起，马航和马政府便无视我们的种种诉求。比如，乘客登记录像，要了多少次了，就是没人回应；我们一再要求心理援助，事发一年多之后，我才见到心理医生。在最需要帮助的1年多，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过分的是在2019年8月，他们不顾家属们的反对，解散了国际调查组，终止了搜索工作。这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
2020年年底，北京市朝阳法院召开了第一次庭前会议。370家属们投诉马航“未能完成运输合同”的官司，拖了两年，终于就要开打了。如果官司胜诉，89个家属便可以从马航那里拿到不用签“和解协议”的紧急救援款5万美元。这便是我想成立基金会的第一步。要是每个家属拿出一部分钱（已有家属表示愿意拿出一半），然后通过社会募资，可以筹更多的钱。
最关键的是，有了基金会，我们就不是一盘散沙，可以长远地运作下去。
其实，370事件已经改变了航空史。比如有一项叫ACARS（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的信息技术：每隔15分钟，飞机会自动和卫星来一次“握手”，卫星发出的信号是：“你在吗？”飞机回答是“我在，坐标、耗油量、转速等信息是……”这项技术很早就有，但是收费的，而马航370恰恰没有付费。现在这项技术免费了，所有飞机每隔15分钟和卫星汇报一下自己的坐标，未来飞机再也不会走丢了。
370这个事儿带给社会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我想，以前的生活都太缺少意义了，我这下半生，要是把基金会成立了，要是把飞机找到了，这人生，才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