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人工智能可协助人类指挥官指挥快速复杂的作战行动，直接为“任务式指挥”提供决策支持能力：一是缩短己方决策时间，二是运用迷惑、干扰等手段增加敌方决策时间。美《陆军条令》将“任务式指挥”定义为：“在一体化地面作战过程中，指挥官通过使用任务式指挥行使权力和进行指挥，以使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领导者在按照指挥官意图的前提下发挥符合作战纪律的主动性。”简而言之，美军所说的“任务式指挥”即上级指挥官只向下级指挥官下达任务目的，而不规定完成任务所使用的手段和方式。然而，目前的实践表明这一指挥方式容易对己方“判断”环节造成消极影响。因为基层指挥官缺乏高级参谋的协助，会造成误判或是又回到按习惯指挥的老路上，反而使敌方更容易预测其行动。马赛克战将人类的创造性与人工智能的强大运算能力相结合，人工智能可以为指挥官提供计算工具，赋予基层指挥官快速控制分散的部队、适应战场空间环境的能力，以此克服“任务式指挥”的局限性，并缩短决策时间使己方获取决策优势，也给敌方决策施加困境。
美陆军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定新的“任务式指挥”概念，将机器学习与任务指挥能力相结合，以提升人类在任务规划、准备和执行过程中的决策能力。其核心是由对机器人收集的数据进行合理的管理、处理和分发，让机器人成为人的得力助手，从而使人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做出决策。在干扰、欺骗敌方决策方面，美军正在探索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合成假音频、假视频投放至敌军内部，向敌军下达错误命令，干扰敌指挥控制系统，致使敌方决策失误。
被美国刺杀的伊朗将领苏莱曼尼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辅助人类情报分析师综合评估海量战场信息，间接辅助指挥官决策。情报是决策的基础，《孙子兵法》中充分强调了“知”的重要性，认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里的“知”指的就是情报。在充满不确定性、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场环境下，尤其是时间紧迫时，人工智能能够比人类情报分析师更高效快速解读碎片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海量信息，还可接收和过滤相关实时信息，帮助制定作战决策。2019年1月，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颁布了指导美国情报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AIM倡议：机器增强情报战略》，旨在通过重点发展和快速采用人工智能、自动化和增强（AAA）技术，利用“机器增强情报”战略来指导美国情报界的人工智能工作，以提高情报工作效率、任务能力和决策能力。美国防情报局、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地理空间情报局等多家军事情报机构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人工智能项目计划，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情报决策优势。比如地理空间情报局将智能处理技术运用于战场空间情报分析，使指挥员能够全维实时感知战场态势，从而快速做出决策。
杀伤打击精确化
杀伤打击精确化是智能化战争制胜的决定性要素之一。智能化战争中的精确杀伤打击是指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综合多种嵌入人工智能算法的武器装备平台为手段，在多重维度实施精确打击。相对信息化战争中传统的精确打击而言，智能化战争中的精准定制杀伤融合了多种快速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五大新特点：情报检索高效快速，目标锁定“化整为零”，杀伤流程趋于自主，作战编组灵活分散，杀伤效果集约可控。
美国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
人工智能精准定制杀伤的原理是利用深度学习以及综合机器视觉技术，进行目标筛选和追踪，同时发挥人工智能在态势感知、运算速度方面的巨大优势，引导火控系统根据实时情况快速精准评估，并根据打击效果实时调整任务和战术。在杀伤效果上，精准定制杀伤根据目标属性、战场环境和杀伤要求，自主定制并调整攻击组合、时序与方式，达成警告、干扰、压制、降级、失能等多种损伤效果。例如美军在刺杀苏莱曼尼时使用的AGM-114R9X型地狱火导弹直接将目标人物杀死在车辆内部，除目标车辆车身遭受巨大的破坏外，对周边目标造成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陆军2020年秋在“项目融合”演习中测试杀伤链，其流程为：来自低轨卫星、灰鹰无人机以及地面传感器的数据传输至指挥控制中心，指控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和分析，计算出打击该特定目标的最佳武器，M109自动榴弹炮、灰鹰无人机或地面平台向目标开火，整个过程不到20秒。
风险：可靠性与安全性有待考量
人工智能虽然在优化美军杀伤链流程中表现出巨大应用潜力，能够使目标识别精确化，定位跟踪实时化，决策过程快速化，杀伤打击精确化，但是在技术安全性、人机关系、法律等方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仍有待考量。
一是技术安全性问题。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运用仍存在诸多阻碍和风险。从杀伤链中敌我双方对抗的角度看，一方面，己方的目标识别、跟踪系统还无法完全做到智能化，民用领域曾出现过自动驾驶车辆由于未识别出行人而酿成撞人致死事故，以此为鉴，军事领域的应用要十分审慎；另一方面，敌方如果利用诸如“深度伪造”的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故意释放迷惑性信息欺骗我方，或者用一般的技术手段篡改我方人工智能算法，致使我方杀伤链流程的任意一环出现错误，其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AGM-114地狱火空地导弹
二是人机关系问题。通过前文的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能够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融合能力，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减轻参谋人员和指挥官的负担，甚至能够模拟人类思维进行感知和判断。但是在人机关系层面，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多么成熟的程度，杀伤链中的决策权都必须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在决策环节必不可少。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算法和合适的数据，就可以很快地对目标发动精准杀伤打击，如果将是否发动攻击的决策权交由人工智能，那么将给未来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隐患，这一点不亚于克隆技术被滥用的危害。人工智能的使用必须有边界，即决定权要交由人类。
三是法律问题。法律的出台是为了保护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规定其边界，使其不被滥用。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立法还尚未成熟。试想，如果嵌入了人工智能算法的一枚导弹在识别目标时出现失误，将无辜平民误判为打击目标而杀死，那么，其背后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主体应该是谁，各个主体又该承担多少责任，都缺乏法律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