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经济的持续繁荣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由于农业受制于相对有限的产出，在三个产业中，工业是真正具有强大造血功能的产业，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济一落千丈，中国经济异军突起，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根本就在于中国高速增长的工业实力。德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欧洲的领导权，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后，掌握了处分他国国家主权的权力，完成了希特勒也未尽全功的事业，也是源于德国强大的工业实力。
若没有强大的工业，虽然可以依靠出售自然资源，可风光一时，但却无法风光一世。
依靠出售本国资源，阿根廷在20世纪初就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又得益于日本经济崛起，对原材料的大规模需求所孕育的一次大宗商品牛市——铁矿石、石油、大豆的价格飞涨，支撑起了阿根廷的经济繁荣，阿根廷甚至一度步入发达国家门槛，但随着日本对原材料需求的饱和以及日本“失落的二十年”，阿根廷的经济随之遭受重创，加上民粹主义和国内政客的短视，使阿根廷成为全球唯二的，从发达国家“转型”为发展中国家的笑柄（另一个是南非）。
巴西对比起阿根廷而言也是难兄难弟，一方面因为资源出口受日本经济发展形势而跌宕起伏；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化改革，使本国工业受到国外产品的严重冲击，制造业在巴西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现在的10%左右，使巴西永远的丧失了搭载工业化末班车的机遇。
三、西方衰弱在于“去工业化”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将淘汰产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一方面铸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同时降低了本国因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失业人口则向服务业转移，并大力发展“钱生钱”的金融业，创造了近乎于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
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曾经一度被视为明智之举，甚至是很多国内经济学者所无比推崇的，有的学者还献计献策要求中国效法。
但事到如今，“去工业化”危害尽显。
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曾经的全球霸主给予子孙们留下了异常雄厚的家底，虽然在数次败家之后，依旧有罗尔斯罗伊斯等一批技术底蕴深厚的老牌企业。
但在伦敦金融城的灯红酒绿之下，难掩英国工业衰败的现实——作为建设全世界第一条铁路的国家，居然无力更新自己的铁路网络，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帮助建设高铁；作为老牌工业强国，本国相当一部分通信网络建设居然由中国的华为、中兴等通信公司包办，甚至连英国议会都采购华为的产品；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居然在民用核电技术方面缺乏建树，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和法国的技术支持......
当英国遭受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影响之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悠悠地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
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美国也饱尝“去工业化”的苦果，国民经济在钱生钱的金融游戏下，越玩越虚弱——在低端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后，造血能力日益匮乏，完全是依靠美元霸权全球吸血和一些高端工业在支撑。
从工业从转移出来的人口则进入服务业，而作为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服务业，也是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前者主要包括金融、会计、法律、医疗、教育等需要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岗位，收入较高，门槛也高，而且就业岗位较少；而低端服务业则大多不需要多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门槛低，但收入偏低。而社会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则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这一方面加速了美国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筑起藩篱，激化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导致美国精神沦丧。
曾几何时，勤劳、勇敢、自信、自强等中国人拥有的优异品质，美国人同样拥有——今天西方人感慨于中国高效率的基建能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和100年前欧洲人感慨美国用一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帝国大厦如出一辙，正是这种精神使原本落后的美国成为世纪头号工业强国。
而随着“去工业化”，大批工人阶级失业，而美国金融业者、会计师、律师、医师的教育成本和门槛异常高昂，这些岗位的稀缺性和专业性造成子承父业内循环的情况异常普遍，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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