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49年8月21日《大公报》上的《短长书》。
《短长书》的发表，当时是一件轰动启德机场及各民航部门的大事件，震动了众多空地勤人员。之后，已经有人通过其他渠道策划单机起义，但这显然违背中央军委的整体部署，无疑会打草惊蛇，增加大规模集体起义的难度。又是中航地下党支部及时纠正，召集在群众中有影响和威信的领班（他们都是抗战时期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老同事），在位于香港黄大仙的一块山坡平地上多次开会，具体位置就在黄国铨家门前（黄是中航护产纠察队负责人）。大家分头串联，秘密叮嘱“阻止单独行动，等到外面来人（指中央来人）的支持，与公司集体行动”。
在香港的地下岁月
这份老《大公报》，将我的思绪带回了幼年时与父母在香港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记得我家开始住在正冲着启德机场的狮子山脚下的小石屋（后来搬到九龙城内狮子石道九号），这个地址是中航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我母亲洪国卿是组织活动的掩护人，负责站岗放哨。妈妈经常对邻居们说：“老胡朋友多，好客，你们也尝尝我烧的江南风味的小菜好吃吗？”她与左右四邻的关系非常和睦，但相处得非常小心谨慎。
华东地下党派的陈烈来过我家3次，极隐蔽，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悄悄而来匆匆而去，其中一次是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份，陈烈来我家，交给父亲的仼务是书写起义召唤信的信封。这些匿名信主要投递给国民党管辖区民航、空军部门的工作人员，主题就是动员他们拒迁台湾，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其落款盖有“新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公章。寄信人署名“蒋寄”，“蒋”，指的是上级党组织领导蒋天然，他在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陈烈冒着生命危险，把信件带回广州，投递给民航空运总队（CAT）的员工。因此，早在两航起义以前，中航地下党支部就已经参与策划了对国民党航空系统工作人员的策反工作。
华南地下党派的欧阳维到我家来的时间难以琢磨，有时一周好几次，有时一周只有一两次，十分谨慎，人少时就留在我家吃饭。欧阳维说的是香港方言，父亲说的是上海国语，他们用筷子蘸着杯中酒在桌上写写划划，互相沟通。欧阳维本身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中共华南局地下党书记派来与我父亲单线联系的人，还是中共香港市委海员工会在航空界的负责人，“两航起义”后，他仍在香港为祖国统一秘密工作。
中航地下党支部组织发展会都是在我家秘密进行，由最初的胡理昌、何祖锐、姚敏三人，到后来又发展了魏应鹏、韩启康、陈燕贻、张本禄、黄国铨、沈远帆。何祖锐、姚敏是我家的常客。支部成员还有中共香港市委派的地下党人邓志南，起义后他仍在香港工作。1949年5月，支部开始向两航公司行政人员发起宣传攻势，书写匿名信。何祖锐、姚敏夜间来我家，父亲用左手写，妈妈也帮助抄。写完后，他们在特务众多的危险境地，悄悄把匿名信发送出去。1949年6、7和8月，他们经常来我家，轻轻嘀咕，悄悄离去，在桌上和手心上写写划划，偶尔还烧掉一张小纸条。我记忆最深的是何祖锐叔叔，他喜欢小孩儿，经常抱我。
我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在香港居住的片段里，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不安、担心、期盼。
胡理昌一家，摄于启德机场
密电背后的秘闻
在民航新一代领导和民航博物馆同志的帮助下，文章开头的那封密电是2014年在中央档案馆发现的。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纪录。
华东局请示处置中航财产电报复制件。
1949年8月24日，吕明和査夷平辗转到达香港。9月初，吕明、查夷平、朱汉明（香港地下党），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中航原驻台北气象员，身份被特务发现后，从台北撤出，滞留香港）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而吕明到达前的七八月间，中航支部和香港地下党组织已经开始酝酿选举港九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简称港九民航工会）筹委会。父亲曾与冷雪山（后任港九民航工会主席）等同志曾讨论过，认为：“成立工会有利于充分利用合法的社会保证，以工会的合法地位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冷雪山回忆，8月份工会成立前不久，会员就已经发展了500多人；到9月底，会员人数已经超过700余人。曾一度被后来某些观点称为“福利主义”的港九民航工会，正式成立于9月11日，性质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从一开始就是自己人！
港九民航工会第一届执监委名单。上为工会主席冷雪山。
在1990年6月出版的《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4辑中，父亲有篇遗文，名为《赤子心 爱国壮举——记述两航起义部分情况》，其中写道：“为了使工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地下党支部手里，经向上级指示，决定组织工会核心小组，这个组织在起义时成为基层行动的核心。”针对两航中层人员，文中说：“我们组织了两航各自的起义委员会。”工会核心小组，对外公开称“读书会”，既是北飞前占领机场所有地面设备、仓库、车间、厂房、飞机跑道的群众带头人，也是北飞后护产、内运、纠察、复员的群众带头人，更是起义中党联系群众的纽带。该小组核心成员有胡理昌、黄国铨、沈远帆、张本禄、陈燕贻、魏应鹏、季林、李继白、黄炳、兰芝穗、程念渊、倪凌霄、王家昌，后来又吸收了王章锜、邵致和等人。工会核心小组最早期成员何祖锐后来去了工会，端木全则去了央航，组织青年工作。支部除了火线发展壮大党组织力量外，中航地下党还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成员有余品珍、黄炳、叶景萱、李继白、许锡泉。
我父亲在给华南局香港分局地下党党委书记陈能兴的汇报材料中曾写道：“……在1949年10月，最初通过工会书记林象（注：来自香港地下党系统，上线是乔冠华），我们发现‘第三方面’（中央方面的代号），由组织上调查证实。我们便将工作重点，改为全力支持这一行动，完成了起义在基层中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起义前夕，经过组织介绍，陈耀寰以‘吕秦’为代号，正式和我发生联系。”
我父亲的遗文，和密电中“该两公司中下层人员我已能控制”的事实高度吻合，而且证实了其实现的主要途径。而要求中央接收两航财产的决议，正是欧阳维和我父亲共同定夺的结果。父亲在《赤子心 爱国壮举》中，也明确写到中航地下党组织“要求人民政府接收两航全部财产”。我父亲另一篇遗文《香港当年中航基层党的活动》中也提到，“即使对上层策反工作失败，基层早已作好了单独行动的计划（当时有A、B、C三种方案的设想，从好处着眼，从坏处着手），以表面要求发给遣散费为名，占领机场、飞机、仓库、厂房，准备在谈判决裂后，呼吁社会支持，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们。”而这与华东局密电主题“请即示对港中航财产如何处理”不仅高度呼应，而且已经具备清晰的意图。
因此，早在“第三方面”出现之前，中航党支部已经完成中下层起义的准备工作。吕明等人到港后，上中下级起义策划工作全面联通。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仅用70多天时间，“两航起义”就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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