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至今，先后有十余名试飞员和科研人员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壮烈牺牲。
一位年轻的试飞工程师，为了紧急赴外场执行试飞任务，说服家人将定好的婚期推迟，火速赶往外场，承担起该专业两个型号两架飞机的试飞工作任务。“等飞完这几个起落我就举行婚礼，到时候请你们来喝喜酒！”去外场前，他曾笑呵呵地对同事说。然而这个约定成为永远无法履行的遗憾。
上世纪90年代初，十号工程科研试飞任务启动时，一位1964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员毅然请战，临近退休之期出任型号课题主管的他激动万分。同事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没问题，我身体硬朗着呢！如果在我退休之前还能为第三代飞机研制出力，那我这30年的航空试飞就没白干！我既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了。”2002年，跟随型号任务奋战在外场的他倒在了试飞第一线，倒在了心爱的飞机旁……
更多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试飞员将接力棒代代相传。双发停车、征服俯仰摆动、后机身失火、海上低空大表速、超低空试飞……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新中国最早一批试飞员之一的王昂，用一生践行了航空大学毕业后“去当飞行员、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的梦想。世界最顶尖飞行员才能完成的高难度动作“眼镜蛇机动”，最先由新一代专家型试飞员李中华完成，他在5年间试飞国产新型战机高难度科目61个，首次掌握了国产三角翼战机和某型战斗机失速尾旋试飞技术，填补了我国试飞领域空白，在某型机试飞中创造了该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等6项“之最”……
新时代里，不畏艰难、一往无前、挑战极限的“试飞精神”历久弥新。
2013年1月，关中腹地，在众人的翘首盼望中，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一飞冲天。试飞人都忘不了此型飞机第一次真人空运试验时的情景。当时，需要最大规模满员载人试验，1000多名党员除了当时正在出差的，全部报名，远远超过规定人数。
一位年轻的试飞工程师说：“我们科研人员去上机的话，可以从每个专业不同的角度去评价这个飞机，能给飞机将来的改型、试验，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另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说：“我们对飞机有信心，经过这么多年跟它的相处，对它产生了感情，我们不上去，那由谁上去呢？”年轻党员们说自己身体好，应该先上机，而老党员们说：“还是我们上，一旦有什么意外，咱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年轻同志还可以为我国的航空试飞事业保存一分力量。”
最终，登上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试飞人员中有3/4都是党员，真人空运试验获得了成功。
如今，虽然试飞条件、试飞水平早已今非昔比，航空试飞人仍要不断征服高原、高寒试飞的极端自然环境，不断挑战世界难题、飞行“禁区”。在试飞英雄前辈的精神指引下，一批批的试飞新星不断涌现。“大风哥”陈明、“结冰哥”赵生、“失速哥”赵明禹、“航母style 第一人”沈意……他们更具特色的“外号”折射出愈发朝气蓬勃的试飞事业。
开启数字化、智慧化试飞模式，逐步接轨世界先进水平
2000年至今，我国试飞事业在机型领域实现多项零的突破：完成了从陆基试飞向舰载试飞的跨越；无人机的试飞成为飞行试验的新领域；民用飞机实现了全面、完整、系统的试飞……
尤其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航空装备井喷式发展，试飞事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在型号试飞、科研协作、技术发展、条件建设、试飞员培训等各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特别是科研试飞任务屡创新高，科研试飞架次数实现大幅跨越，攻克完成了一大批新型飞机、发动机等航空装备试飞任务。
同时，航空工业建立了飞行力学、强度载荷、飞行品质、振动与声学、动力装置、飞行控制、飞行模拟、测试与数据处理等由120多个专业构成的完整的研究、试验和设计、试制体系，飞行试验专业几乎涵盖了所有航空科学范畴。
在世界航空竞技的舞台上，中国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逐步走向舞台中心，与世界航空强国“同台竞技”。
大侧风试飞是国际公认的运输类飞机试飞I类风险科目。2018年ARJ21—700试飞队赴冰岛执行大侧风试飞任务。试飞完美收官的同时，中国航空试飞人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外国友人的尊重和敬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试飞技术已与世界最先进水平接轨。
在国产大飞机C919试飞中，我国试飞事业又一次完成了里程碑的跨越——民机试飞首次采用数字化、智慧化的试飞模式，大幅提升试飞效率，我国已经达到了步步紧跟、追赶先进的试飞水平。
未来，各种新型号、新产品、新概念层出不穷，型号试飞任务“急、难、险、重、散、新”的特征不断深化。飞行试验是国家行为，飞行试验代表国家意志。站在一甲子的历史发展节点上，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试飞员和试飞工程师们正在成长为主力，怀揣航空报国初心，为更多中国制造的飞机铺就通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