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艰难无比。”德国航空先驱奥托·李林达尔的这句名言，几乎是试飞员事业的教科书般的脚注。
在一次交流活动中，邓友明对年轻试飞员说：“试飞员不仅要胆子大，还要对发现的问题多打几个问号，故障出在哪里？有哪些特征？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这份体会，源于一次危险的经历。
在某机型试飞过程中，邓友明接替另一位飞行员操纵飞机，他感觉驾驶盘越来越歪，第一反应是一边升力大、一边升力小。他朝机舱外望去，只见飞机冒起白烟，油不断涌出来。
原来，刚才的飞行员已开始调油，其他机组成员并不知晓。一旦继续调下去，一侧发动机必然停车，如果另一侧发动机也停车，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邓友明果断停止调油，并凭借娴熟的操作技术，让飞机飞回正常航道。
返航后，邓友明带领机组成员探索设计出“飞行准备卡”，提高了各个环节的规范性，减少和避免了试飞的差错。
这张“飞行准备卡”里，包括飞机状态、任务性质、飞行员情况等信息，机长和机组成员、参谋、指挥员都要一一签字。
有人说，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邓友明等第三代试飞员则是专家型——“会飞的工程师”。邓友明有句话广为人知：“我们驾驶的飞机是航空工业发展的结晶，作为试飞员必须要尽心尽责。”
在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眼中：试飞员就是设计队伍中的一员。
试飞员深度参与设计环节，在我国运输机研发中尚属首例。
“试飞员及飞机设计工程师聚到一起，办公、生活节奏几乎一致。”邓友明回忆说，大家朝夕相处，团队间的沟通可以做到“零距离”，问题也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不仅如此，高效顺畅的沟通使得试飞员早在设计环节就可以提供意见。
座舱布局是否合适？控制板、显示器是否合理？机组操作手册是否完备？地面模拟台做得“像不像”？邓友明说：“在这些细节方面，设计团队都充分吸纳了试飞员们的建议。”
“运-20首飞前，仅地面滑行就做了许多次。”邓友明说，经过大量地面准备和充分论证后，试飞小组对运-20的科研首飞充满信心。
“我们还做了一个开创性的试飞动作——飘飞。”在邓友明的记忆里，那一天，天空格外晴朗，机组成员加大油门，长长的跑道上，飞机滑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继续加大油门，巨大的轮胎轻轻离地，在距离跑道1米左右的高度平飘数百米，之后又稳稳着陆。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动作，为接下来的首飞打下坚实基础，也给领导决策提供了有效依据。现场主管领导当即决定：提前首飞。
“我们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飞机”
2013年1月26日，运-20首飞的日子。
西北某机场内外人头攒动，邓友明和其他2名试飞员站在舱门口挥手致意。
此时此刻，邓友明的脸上写满了从容自信的镇定。这是他多年试飞磨练出的心理素质。
这种自信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为了运-20的首飞，邓友明和战友们准备得太久，仅在理论、技术、心理以及飞机构造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就进行了5年。赴国外培训时，邓友明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航空试验技术，废寝忘食地补习英语。参加考核时，他丰富的理论知识、流利的英文让外方为之敬佩。
13时56分，伴飞的一架歼-11战机起飞。同时，运-20开车，巨大的轰鸣声响彻机场。
14时，运-20滑向起飞线，稍停片刻，开车、起步，加速、抬前轮，主起落架离地，巨大的机体像离弦之箭冲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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