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在玩击鼓传花游戏中，维和女官兵为大家表演节目。
换防回国的维和官兵是分批从驻地到非洲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机场的，无一例外，看到写着“上海航空”汉字的飞机，都很自然地径直走去乃至负囊飞奔；登机时回应乘务员那声“欢迎登机”问候的，都是一张张兴高采烈如孩子般的脸，极开心极大声地向同胞说声“你好”，因为时隔8个月“终于见到家里人了”…… 3月17日-19日，3月28日-30日，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Airlines Co., Ltd.，简称“上航”）包机两度往返布隆迪。此次航行的路线，是上航所有航线中最长的。境内飞10个小时，境外飞11个小时。飞机从上海出发，在西安和兰州分别接两批维和部队官兵后，转往昆明方向，途经缅甸、印度，跨越印度洋，再经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最后到达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对上航的飞行员和乘务员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长途跨洋飞行，且他们服务的是一群特殊的乘客——中国驻刚果（金）维和部队官兵。 这次飞行，更是东方航空公司和上海航空公司重组后，“新上航”的第一次大动作、第一次大亮相。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今年2月“东上重组”以来，不少世人的关注…… 第一次，执行“国家使命” 可以说，如果没有“东上重组”，“新上航”未必能接到这一重要任务。 3月4日，上航接到任务，任务就是命令！随即，上航成立了各方面参与的“维和部队专机工作小组”，就航线申请、飞行资料、飞行计划、飞机调配、机组配备、地空服务等一系列事项紧急准备。 光是客舱服务的策划稿，就改了至少十几遍。 “我们不了解目的地是否可以加水排污，不知道部队官兵是否能够适应长达近20个小时的机舱环境，我们细细考虑配餐，考虑该送给维和官兵怎样的纪念品，我们尝试理解离家官兵和返乡官兵不同的心情，字斟句酌广播稿中的欢迎词。”一口气，上航客舱服务部的潘亚凌说出许多起飞前的顾虑。 但当看到这些头戴蓝色贝雷帽的军人之后，许多顾虑都消散了。这些官兵给机组人员留下的印象非常一致——“非常亲切”、“纪律严明”。“在机场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列队唱歌，军歌嘹亮。”乘务长孙欢说。“他们从来不按呼唤铃，还会在深夜悄悄去厨房倒水喝，怕打扰到正在休息的我们。”乘务员陈琪说。 也许是由于兴奋，这些即将回家的英雄们，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少有倦态。有官兵向乘务员要求“多给点中文报纸”，然后便坐在座位上细细阅读。也许，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中文报纸，很久没有看到来自祖国的新闻了。一位维和官兵不小心撞到了乘务员的手臂，习惯性地说了声“sorry”后，便带着自嘲的表情笑了，随后他非常高兴地说了声汉语“对不起”。也许，他们已经很久没用中文和陌生人交流了。 何长贞是第10批维和部队成员。从非洲返国当天，3月18日早上，他5点就起床了。马上能回家却依依不舍，何长贞心情十分复杂。医疗队里的当地雇工，跳起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火把舞欢送他们。沿途，都有当地居民前来送别，还为他们竖起大拇指。“看到上航飞机时的第一印象是飞机真大。”何长贞说。空姐对何长贞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辛苦了！”铁骨铮铮汉子，忆此不禁唏嘘。 图2：乘务员与维和官兵进行拉歌比赛。孔令君摄 第一次，海宝“击鼓传花” 可以说，这次机舱里的一些细节，充分代表了继承上航服务优良传统的“新上航”。 在布隆迪登机正是官兵的午休时间，于是为了官兵们的生物钟，飞机配餐时间变了，“等到三分之二的官兵都醒了，我们再提供食品”。 维和部队官兵多为北方人，在非洲的8个月里，最想念的竟是面条。于是在返程中，乘务员为官兵们准备了足够的面条，“看他们心满意足狼吞虎咽的样子，真是高兴”。 几位男乘务员陪着官兵聊天，聊维和任务，聊非洲风土，聊回到故乡，直到“真的聊不动了”。 乘务员林嘉庆和祁莉莉都当过兵，熟悉军旅生活。为缓解官兵们的飞行疲劳，他们安排了拉歌比赛，每一位乘务员都学了好几首军旅歌曲。果然，当乘务员们唱起《战友之歌》时，维和官兵们沸腾了。不仅如此，乘务组准备了“海宝”作为“击鼓传花”的道具，于是客舱中歌声不断，还有战士掏出背包里的葫芦丝，演奏了起来。 在客舱内，乘务员还为即将过生日的战士郑阳君，开了个庆祝会，送上飞机模型作为生日礼物。对着话筒，郑阳君激动得无言以对，连连称谢。“十几个小时里，我根本不愿离开客舱，总想为他们再做些什么。”乘务员陈雯说。 李生轶是第10批维和医疗队的队长。当地土路坑洼，枪伤交通伤特别多，经常到了半夜一两点还要出车。队员平时能通过网络与家人进行联络。对于上航的服务，李生轶对其准备的食品口味和互动环节，都非常满意。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正是乘务员中还有曾经当过兵的，能一下拉近距离，因而特别感动。 第一次，飞越“最远极险” 可以说，此次飞越上航最远航线、遇到种种技术艰险，堪称“考验”。 王船贵和孙存国是两次包机的机长，他们共同回忆起这段背负着国家使命的航行时，感慨万千。在准备的过程中，非洲当地机场还闹出了一个“乌龙”笑话。当初，布琼布拉机场传来信息：飞机跑道的拐弯喇叭口处的宽度约有50米。50米？听到这一消息后，所有机组人员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波音757飞机的调头半径就达到45米左右，50米宽的滑行道意味着飞机在调头时极有可能冲出跑道。 困难面前，上航没有畏难。“我们在浦东机场里，划了一个差不多宽度的拐弯道，进行专门训练。”王机长笑着说。后来，从布琼布拉传来的机场照片里，机组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架空客330飞机，这让大家非常高兴。因为空客330和波音757转弯半径相差无几，有330飞机在那，说明当地机场应该有足够空间供飞机调头。事后证明，初始数据有误，一场虚惊。尽管最后上航取消了浦东机场的训练，但上航人的敬业精神让非洲同行敬佩不已。 飞行途中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飞机到缅甸上空时，信号系统比较差，盲点较多，而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到索马里地区，还有一个全球民航绝无仅有的特殊区域，那里只有飞行情报区，没有管制区。“就好比在马路上开车，前方既没有红绿信号灯，也没有交警在指挥，只能靠飞行员自己小心驾驶”。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航飞行员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将自己航班的航路、高度、速度，到达下一个航点的时间等等信息，通过高频电波发布，让附近其他飞机的飞行员接收到，以避免事故。“好像我们一边开飞机，一边还要用大喇叭喊‘我们来了！注意避让！’感觉有点怪怪的”。回忆起那段航程，两位机长不由觉得好笑。 而在布琼布拉机场降落时，对飞行员的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仅45米宽的跑道边，有一排施工的挡板，不远处还有几栋矮小的圆顶航站楼。语言的差别，不清晰的无线电信号，都对飞行员提出了挑战。同样要面对的，还有变化多端的天气。布琼布拉机场被群山环绕，又适逢当地的雨季，一旦遇到雷雨，航班就只能绕道而行，而上航包机又必须在指定的两小时内完成降落，否则“降落窗口”就会关闭。 结果是，上航包机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降任务。 在维和医疗队副队长程东升看来，归国的旅程显得特别漫长，他一方面挂念还在执行任务的战友，另一方面则盼望快点回家。8个月间，程东升与妻子庄海燕每月打一次电话，一接通两人便着急询问对方生活。但由于部队规定，也为免妻子担心，程东升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庄海燕便只能询问些身体状况。“8个月时间特别漫长，好在已经平安度过了。”庄海燕轻轻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