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8年7月4日，广州白云机场，刘绍勇（左）在飞机直航台湾前做准备工作。
2009年元旦，刘绍勇亲自驾驶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东航”）班机由上海前往北京。在首都机场，刘碰见一位熟人，他和儿子刚刚搭乘刘执飞的“京沪快线”抵达。
熟人告诉刘一段临行前的插曲：“昨天买票，跟儿子吵架，我儿子坚持不买东航机票，再低的折扣也不动心。我说，绍勇上台肯定会有改观，不妨一试。没想到一坐就坐上了你亲自操盘的飞机。”
刘绍勇听后，先是感谢，再是感动，最后沉寂良久。
2008年12月12日，还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简称“南航”）老总的刘绍勇端坐在CZ3537头等舱的后排，由广州新白云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这是他2008年最后一次乘坐南航班机，并且，在正常情况下，他的2009年及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承运人选择，南航都将变更为东航。这次航班降落的地点虹桥机场，将成为他未来发力的主战场。
这一天，他被任命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China Eastern Air Holding Co.，简称“东航集团”）总经理。机长出身的刘绍勇，开始统帅这个国内目前最萎靡的航空巨头鏖战蓝天。
此时他接手的东航巨亏139亿元，创下中国民航史上最大亏损纪录，几乎占据了去年国内民航业亏损额的半壁江山。仅航油期货套保合约一项，浮亏就高达55亿。两个月后，他被选为东航股份董事长。
整整一年过去了，刘交出的答卷在东航及航空业内获得赞许。8月，ST东航公布的中期财报显示：盈利现象明显。
铁腕
拒乘东航的旅客不在少数。抵制的理由在于“服务差”——频频延误、空乘冷脸相对、机上饮料品种是其他航的1/3。后来，东航接二连三地爆出“辞职门”、“返航门”，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没坐过飞机的都劝身边人远离东航”。很多经常搭乘航班的旅客将东航拖进了黑名单。
马云就是这么做的。他曾有过好几次乘坐东航的“不爽”经历，最终忍无可忍，指示秘书“不准再订东航机票”。
刘绍勇面对的摊子之烂不仅如此。上任第一天，刘的办公桌上就摆放着一封律师催款函，还未及拆开，又迎来7位手执辞职报告的年轻飞行员。上任第一个星期，东航每日亏损额达4000万。
他这次任职东航应该算是“回家”：1997年至1999年，刘绍勇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山西分公司总经理，1999年至2000年，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飞行标准司司长之后，2000年至2002年，刘绍勇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白面书生的外表完全不同，刘绍勇性格兼具勇气、魄力和雷厉风行。到任首日，他即召集了9场重要会议，直至深夜。
坐在东航会议室里，刘绍勇环顾四周，说，“呦，都是熟人啊。”叙旧到此为止，熟人也不讲情面。在本应客套的任前党组通气会上，刘绍勇噼里啪啦直陈东航之痛：“这里现在充满生存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在随后的高管会议中，刘又将东航的危机细化为：财务危机、员工危机、债权人危机、管理层危机、企业文化危机。
15天后，刘绍勇亲飞云南，解决由来已久的东航顽疾。2002年中国民航大重组，云南航空划归东航，随后矛盾频出，直至爆发大规模飞行员返航罢飞事件。云南是旅游大省，地处边陲，辖区内有多达12个民用机场，一直客源充足，昆明机场的承运旅客一度稳居国内前十。但是，由于云南航空长期的“不合作运动”，东航不但没得到好处，相反却付出了惨痛代价。
刘绍勇顶住压力，放飞云南航空，让其按独立法人运营，甚至可以恢复原来云南航的金孔雀LOGO，唯一的要求仅是“可以合并报表”。其后，刘亲自宣布东航与云南省国资委合资，以65：35的股份比例打造一个“东航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刘的决定被部分东航总部员工视作“低头、妥协、屈辱”。而独立分析人士则看好此举，认为这是减亏的一剂猛药，“东航理应在更重要的地方发挥作用”。
在春天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刘绍勇直接抛出“航空公司不要再为艺龙、携程打工”的狠话。东航每年售票系统的资金流有10个亿被分销商拿走，而以艺龙、携程为代表的大型呼叫中心平台模式，瓜分了机票销售蛋糕的20%。
若只会放狠话那就不是刘绍勇。今年5月，刘绍勇与马云会面，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后，刘绍勇的魄力与魅力征服了马云。10天后，东航在马云的行程单上“复航”。
11月24日，东航与阿里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最终敲定东航选择支付宝作为在线机票支付商，并在淘宝网高调开设了官方旗舰店。省去中间商后，航空公司可以无缝对接消费者，利润更高，机票也会更便宜，实现双赢。
东航之乱，首先在人。作为国有三大航空公司之一，东航的计划经济烙印明显，管理层“官化”现象严重，“不作为”和“乱作为”司空见惯。东航内部，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就有70人之多，不少干部根基深厚，关系盘根错节。
刘绍勇决定果断换将。这一年，他将超过半数的中层管理职位抛出，公开竞聘上岗，一概“唯业绩论”，并坚决杜绝管理层繁殖网络、集结党羽。这一招与他当年下狠心治理南航顽疾时“不录用任何管理者亲戚进入南航”等系列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换将伊始，去年亏损高达16亿的东航武汉分公司今年一季度亏损劲减2亿，飞机日用率翻了一倍。“东航武汉”将被南航收入麾下的谣言不攻自破。
刘绍勇主政东航后，东航全员都按照老总的指示，将手表集体调快10分钟，形成了“东航时间”；每周工作6天，加班成为常态；高层出行带头选坐经济舱。更厉害的一招是：高管减薪幅度最高达到30%，普通员工则分文不动。从明年开始，任职超过6年的管理层干部要实现轮岗。
破冰
2009年中国民航的头桩大事，莫过于“新东航”的横空出世。
事实上，刘绍勇重返东航的消息一经放出，民航业界就将此解读为“东上合并（东航和上海航空）”的信号。这一信号的释放，在民航局、国资委和上海市看来，是“大势所趋”。
6年前，国家就确定了建立上海航空枢纽的规划。根据民航业的发展特点，大型机场若缺乏占据市场份额主导权的基地航空公司，难以建成枢纽。国内北京首都、广州新白云两大机场，国航和南航的占有率均逼近50%，而东航在上海尚不足40%。加之上海“一地两场”（浦东、虹桥）的特殊性，东航仅地服人员数量就远超国航、南航，成本高，收益差。
今年3月，国务院宣称到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重要环节，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刻不容缓。“东上恋”的姻缘最终到来。
作为新东航的掌门人，刘绍勇如此评价这次在中国民航业极具样本意义的重组：“过去是面上广度的重组，这次是点上深度的重组。”
商务旅客将会直接洞察到新东航的“联动效应”。在最繁忙的京沪快线上，原本东航从上午8点至晚间9点逢整点都有对飞航线，上航每天往返京沪也有9个班次。整合后，新东航可以做到逢整点、半点均有航班飞出，且达到一定等级的舱位段可任意签转。仅此一项，新东航的动作就让中国最大的两个航空市场为之一振。
刘绍勇更让业内吃惊的举动，是力推东航的“北上战略”。这一点显然是复制了其当年为南航崛起开下的一剂良方，如今南航已占据首都空域30%的客源。4年前，在刘绍勇的主导下，南航斥20亿巨资建立北京分公司，刘高调宣布到2010年将要占据北京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而截止日期尚未到来，刘绍勇便又开始指挥东航机队抢滩北京。
2009年7月8日，刘绍勇西装笔挺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壮志雄心：“东航目前在北京的份额是13%，5年内要提高到20%。”
当然，刘绍勇的对手并不会示弱。深耕首都机场多年，牢牢占据T3宏大航站楼、拥有44%市场份额的“一哥”国航，正向国内排名第五的深航频频示好。由于深航曝出“李泽源腐败案”，国航副总裁已调任深航党委书记，珠三角的半壁江山将被收至国航麾下。而南航投放北京市场的A380超大客机，对撬动北京高端市场亦会效果明显。
刘绍勇这一次魄力很大。甫一开始，便调来了9架次A330宽体客机，直指高端市场。同时，刘还批准东航北京分公司正式执管飞机，并成立飞行部、客舱部。自此，北京分公司由保障功能升格为运营功能，它将成为东航在上海之外最大的基地公司。
7月8日那天，刘绍勇穿着深色西服，却无法深沉低调，他按捺不住，刚一开口就将积郁心底多时的气流悉数放出：“东航正式进北京了！”
刘的老朋友告诉本刊记者，刘绍勇心里还有一张底牌：上航旗下的中联航。中联航在支线运营上一枝独秀，牢牢占据着北京的南苑机场。中联航、南苑机场，都将是刘绍勇未来做大北京的独门武器，忽视不得。
“勇哥”
刘绍勇素来有铁腕的一面。
2004年8月，刘绍勇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位置上调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2004年11月29日起任中国南方航空董事长。
5年前的南航还是一个高管严重腐败、理财巨亏丑闻频出、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总亏损近18亿的“烂摊子”。刘绍勇花了两年不到便实现了扭亏为盈。从此，他在民航系统有了“救火队长”的绰号。
随后刘绍勇开创了中国民航的“南方时代”：南方航空成为国内航空公司中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发达、年客运量最大、盈利情况最好的公司。仅爆发金融危机的去年，南航就实现旅客运输量5824万人次，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四，是亚洲唯一进入世界航空客运前五强，国内唯一连续4年进入世界民航客运前十强的航空公司。
但是，见到刘绍勇的时候，你会打破之前关于“冷血”、“硬汉”、“俾斯麦”的所有想象。
今年整整50岁的他，生于河南信阳罗山县灵山镇，1975年被特招为空军飞行员，多年执飞各式飞机，号称能够驾驭从中国的初教六、运七，美国的B747，空客A340、A330，直至最新的A380。
刘绍勇性格有着鲜明的两面，多年的飞行员经历，使得这位如今的航空大鳄遇事冷静、克制和隐忍，面对喜乐哀愁沉稳淡定；另外一方面，刘绍勇个性鲜明、色彩浓烈、大开大阖，又经常流露出细腻温情。
绝大部分员工是欢迎和信任刘绍勇的。在南航的时候，不少飞行员和空乘都将常坐飞机的刘绍勇称为“勇哥”，这一称呼延续到了东航。官至副部级的刘亦没有太大的架子，即便是在自家的飞机上，他也会等待所有旅客都走下机舱后，才起身与机组告别。
2月3日，东航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刘绍勇走进上海航友宾馆会议厅，他并没有如其他高管从侧面的贵宾通道进入，而是与大多数股东一样从大门绕向主席台，其目的就是与中小股东有近距离的接触。小股东蒋之康当时很想与刘交换名片，刘向其道歉：“确实没带。”不到一个星期，蒋便收到了刘寄来的信和名片。
他对于飞行员的爱护，也让不少预备辞职或跳槽的老员工不再忍心开口。在资金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刘绍勇指示集团建立立体停车库解决飞行员停车问题，增设ATM方便夜航人员取款，从机关抽调专职人员成立服务中心，为“双飞家庭”服务，涵盖了送小孩上学、代缴各种费用，甚至看望老人等等。
“东航与国航、南航的差距不是一两年。但是，我们要对前景充满希望”。刘绍勇不止一次说道。
2010年，上海和东航将进入“世博时间”。持续半年的航运热度，能否再度助力东航，这是刘绍勇已经在思考的问题。
（感谢SMG裴永忠、复旦大学白洋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