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1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突破80美元/桶。随着全球经济好转，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澳元兑美元价格越来越接近去年7月份的0.9848高点，中国国有企业此前购买的大量衍生产品，正是以大宗商品价格计算盈亏的，按照目前的价格，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Air China Limited，简称“国航”）、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东航”）、深南电手中的燃油期权，是不是不再有巨亏问题了，中信泰富此前的澳元合约，是不是也开始赚钱了？
来自央企的财务顾问张晓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油价上涨并不能改变央企投资衍生品巨亏的现实，经过初步统计，某些航空公司已经向投行赔付达数亿美元。”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王增武博士说：“中央企业手中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大部分没有提前赎回的条款，企业不能单方面终止商业合同，而目前出现官方表态，是在支持央企保留不付款的权利。”
张晓东表示，虽然国资委出面施压，各家投行对央企的交涉采取了拖延战术，因为只要合约继续履行，他们就是受益一方。但是，如果诉诸法律，中央企业有充分证据质疑这些衍生品交易，并要求赔偿。
央企从一开始就被骗
在去年底，多家中央企业爆出从境外银行或者投行买入的衍生产品浮亏巨大，国资委随即对这些行为展开调查，并勒令国有企业做套期保值需要聘财务顾问。这位人士所在的证券公司成为两家航空公司的顾问，并看到了一手的燃油期权合约。
“航空公司2003年起就从投行购买这些衍生产品，我们详细分析过合约的结构，发现这些产品不仅没有套保功能，投行还设置了让对手方陷入巨亏的陷阱。”他表示。
由于三大航空公司的燃油期权协议涉及商业秘密，一直没有披露具体内容。
去年底，航运运费急剧下滑， 中国远洋处于航运运输产业链中，主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做套期保值，套保合约应该是以卖空的收益对冲运费下跌的风险，而去年一年中国远洋在主业不济的情况下，远期运费协议浮亏41.21亿元，不仅没有抵御风险，反而加大了亏损。
据记者了解，西方投行在与中远签订FFA的同时，还额外提供了与运费指数挂钩的累计期权。这种产品结构类似中信泰富购入的以澳元汇率为标的的累计期权。由于这种产品含有杠杆的特性，使得合约购入者面临指数下跌时加倍的风险。而最终的结果是，中远和中信泰富的衍生品亏损被迅速放大。
对于如此多国有企业出现衍生品亏损，能不能界定衍生品本身有问题，还存在争议。王增武博士说：“就像在商店买东西，买到的是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不能说它就是坏东西，不过我们了解到，这些衍生品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亏损无限，收益有限，而一些央企是在默认资产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买入的。”
张晓东说：“很多人认为，央企衍生品出现亏损，主要是去年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急剧波动的原因，而事实上，合约一签订，就注定了央企将出现巨额亏损。”衍生品合约的欺骗性，从深南电去年签订与高盛的两份原油协议便一目了然。
如果深南电与高盛子公司的第二份合约继续履行，按原油价格走势，去年底至今年7月30日，深南电必须每月向高盛支付对价，损失额最高可能达4000万到5000万美元。
张晓东说：“第一份协议中，深南电有可能获得最大300万美元的利润，而在第二份协议中，深南电没有盈利的可能。第一份协议，深南电的最大损失为400万美元；而在第二份协议，按石油价格35美元来计，深南电的最大损失可以达到2.6亿美元，而深南电的净资产才不过是2.5亿美元。而且高盛对于第二份协议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激活，深南电完全被动。”
深南电与高盛未了局
值得庆幸，深南电和高盛子公司杰润公司确认这笔衍生品交易在去年年底就已终止，杰润公司来函要求深南电赔偿交易终止的损失，目前双方仍在商谈中。10月20日，深南电发布三季报，表示这一事项目前仍无进展。
王增武博士认为：“目前深南电等公司只是暂不支付亏损额，最后付不付款要看双方谈判或者诉讼的结果。”
9月份，国资委提道：“近期，从事油料结构性期权交易业务的部分中央企业向交易对手致函，表示鉴于对该项业务的内部调查正在进行，其保留追索权利。”业内人士认为，深南电拒不付款，要求谈判的做法，已经被多家公司借鉴。
张晓东说：“作为航空公司的财务顾问，我们首先建议他们停止支付款项，随后可以向投行提起诉讼。从双方关于衍生品的历史交往中，我们已经找到充分证据证明高盛等投行欺诈央企。”
上世纪90年代，信孚银行因为出售衍生产品遭到起诉，出现信誉危机，最后被收购。宝洁等公司也曾是衍生品的受害者，通过起诉投行得到一定法律赔偿。经历过类似事件后，投行已经不敢在美国兜售场外的衍生产品，谁也不想成为信孚银行或者霸菱银行，但是在墨西哥、阿根廷和中国等新兴市场，投行的衍生品交易却大行其道，这两年，投行的衍生品部在中国香港和内地畅通无阻。
一位国内投行人士说：“对于商业合同存在陷阱，法律诉讼没有国界，受损失的企业应该主动出击，在本国向这些投行发起诉讼，中国需要宝洁这样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