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中苏关系虽略有缓和，但在各自媒体上还是经常相互批评。图为1981年3月的《参考消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耀臣只能调来了两台面包车，开足了暖气之后，自己走进了机舱，用俄语对所有乘客说：
“这次是突发事件，让你们的行程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很重视你们的安全和生活。现在是这里最寒冷的季节，如果你们不愿意离开飞机，就请你们去飞机旁的面包车里暖和暖和。”
但是，依旧没有一个人肯下飞机。
就这样，43个苏联人在冰窟窿一样的飞机中熬过了一夜。
早上6点30分，天色刚刚微亮，中方就派人送来了面包、牛奶、肉、鱼罐头和当地农场专门加工的奶酪。这个举动大大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气氛，苏联的乘客向中方表示感谢，并在用过早餐后，开始轮流进面包车取暖。
早上9点刚过，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直升飞机赶来，戴秉国自己走进机舱向苏联乘客解释：
“这里实在太冷，条件也有限。离这里4、5小时车程是中国的城市齐齐哈尔，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去休整，然后等待你们政府接你们回国的方案。”
倔强的苏联乘客再一次“十动然拒”——在表达了谢意后，坚决要求等苏联大使馆的人来了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
12月20日中午11点过，苏联大使馆的人终于乘坐直升飞机赶到。
领头的苏联大使馆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就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和劫机犯见面；
第二，和苏联大使馆通电话；
第三，和乘客见面。
戴秉国的回答是：
和劫机犯见面绝不可能；和大使馆通电话，受通讯条件限制，只能打到齐齐哈尔；和机上乘客见面，当然可以。
戴秉国。后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格里山随即就奔向了飞机，见到机长就厉声责问“到底是什么情况？”机长双目含泪，把格里山拉到远处的田野，两人小声交谈。在谈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格里山回来告诉戴秉国：他也不能决定乘客是否下飞机，必须要得到大使馆的进一步指示。在得到指示前，他要在机舱里和乘客们在一起。
戴秉国和王耀臣确实没有想到，格里山都无法让乘客离开机舱。眼看天色又暗了下来，考虑到飞机里有十多位妇女，还有一名7、8岁的女孩，如果再在冰窖一般的机舱里呆上一夜，很难保证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
无奈之下，这个情况被汇报到了哈尔滨的指挥中心。在听取了汇报之后，时任黑龙江省长的侯捷立刻拨打“红机”向中南海的陈俊生汇报情况。一夜没睡的陈俊生在了解到情况后，立刻又协调各方面关系，最后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并要求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李则望大使立即向苏联通报最新情况，坚持中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意见。
钱其琛。后任外交部 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到了20日下午5点，陈俊生拨通了侯捷的电话，告诉他中国驻苏联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通报了情况，苏联的那位部长立刻表态说“中方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将机上人员都安排到齐齐哈尔。
这个消息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舍尔巴科夫转达给我国外交部，同时两位苏联大使馆人员也紧急赶往迫降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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